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合作共赢的特点。妥善解决国际争端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现有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在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机制不足、机制过剩和不相匹配等问题。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体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平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理念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实际,通过双多边协商,逐步探索特色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并借助亚投行等区域性组织实现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制度化。

“一带一路”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亚投行的角色与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深人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从义务的来源来看,有我国国内、东道国、国际层面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环保义务要求。就争端解决的运行逻辑而言,选择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认定结果往往有所不同。中企预判自己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需要立足于环境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明晰应该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东道国生态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投资行为的真实生态环境后果和归责原则。

“一带一路”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防范及争端解决

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贸易的最大担忧,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法律风险往往是由政治原因引起,而法律手段又是应对政治风险的有效方式,政治与法律两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府更迭影响投资合同正常履行、东道国工会对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影响、非市场化国家缺乏契约精神、恐怖袭击、战争内乱、资产国有化、货币兑换限制以及资产跨境转移限制等,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产生于海外投资的市场准入、资产运营和资产退出阶段,涉及外资企业产权、投资范围、环境保护、税收、知识产权、劳工保护、资产退出等内容。通过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客观分析,结合相关国际经验与国际惯例,探索建立以法律为主要方式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将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有效防范、管控和解决贯穿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动态的全过程,不仅为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权益提供相应法律保护,更能为加强"一带一路"法治建设、营建"一带一路"良好法治营商环境奠定基础和创造前提。

构建公正合理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工程,是"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中极为关键的一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大资源,需要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良性互动,需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内国司法的相互配合。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要立足于现有国际上多边性、区域性、双边性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建立创新性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又要充分运用内国司法机制和商事海事仲裁机制,形成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争端解决格局。

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独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冲突频发,文化差异明显,投资风险较大。伴随着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投资者与沿线国家间争议频发。ISD类型的投资争端,如诉诸传统的属地管辖,难以克服东道国"属地保护",ICSID机制又难以契合沿线争端解决的实际,域内争端解决机构又无法满足化解纠纷的多元化需求。建构"一带一路"框架下独立、自洽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公平处断纠纷、防范风险的最后保障,亦可抑制东道国任性违约,从而消解地缘政治风险,助推倡议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演进,推动投资自由化及经贸一体化深入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及沿线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具有涉及区域经济集团多样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新特点,因此不能直接照搬已有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对已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应在遵循灵活多样、公正透明、简洁高效的原则下,以仲裁为主要方式,辅之以政治手段,并强调争议结果的可执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与之相应的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应审视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从完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两个层面,建立以双边模式为主、单边模式为辅的混合型投资保险制度,构建投资者与担保机构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合理拓展对外投资主体的范围及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规范依据和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中法律服务的必要性及其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的陆上、海上国际经济走廊,需要法治思想理念下的法律服务护航。"一带一路"建设为法律服务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对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行,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实施方面进行系统性、针对性地构建防患于未然的风险防控机制、保障纠纷及时解决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的法律服务合作机制,以健全完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治驱动的三个进路

2013年以降,从顶层设计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然而,为了缓释沿线经贸高风险,降低文化法律差异导致的高制度成本,回应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需借鉴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成功经验(缘于政治动议,成于条约治理),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政治驱动”向“法治驱动”升维,实现倡议的法治化与机制化。概而言之,进路有三:一是构建协同、完善的条约网络体系,为倡议的法治化奠定条约基础;二是形成多元、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条约实施和区域治理装上“牙齿”;三是创建“一带一路”常设协调机构,为法治化进程提供平台依托。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国有企业ICSID仲裁申请人资格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占比近50%的海外投资大国,申请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仲裁对于国有企业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国际投资争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在对于国有企业的适格投资人身份进行判断时所采用的是Broches标准,但Broches标准较为模糊。同时,《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明确指出其保护私人的海外投资,如何在维护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同时符合《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宗旨,也需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进行权衡。而双边投资协定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管辖权的重要来源,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投资者的定位缺失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中资格不明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背景,从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积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完善,推进《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修订以及国内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从整体上强化国有企业私人投资者身份的塑造,进而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谋得更加长久有效的法律保护,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投资制度保障层面的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建设分期与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特殊的法制环境决定了其纠纷解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是构建"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制逻辑基础。现有的相关机制中,WTO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客观不能和主观不愿等不适应性,不足以全面应对;TPP争端解决机制文本的透明度有所提高、综合成本相对降低,对"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均有所镜鉴。"一带一路"由倡议阶段开始,正在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带,并向类经济体迈进,其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也可因应不同的发展阶段,建构相应的纠纷解决路向和模式。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构建,在"倡议"走向类经济体阶段应构建仲裁与仲裁裁决互认、执行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类经济体"阶段应设立"一带一路"仲裁中心并完善相关规则,完善民事判决互认与执行的司法合作体系;最后,可能进入经济体阶段,该阶段或可尝试筹建"一带一路"法院。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丰硕成果。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量民商事、投资争议也随之产生。因此,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十分必要。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必须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开放性、合作性和非机制性特点,决定了建立争议解决机制的路径应以改革和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为重点,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法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主动提议构建专门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表明,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应考虑建立以仲裁机制为中心、以诉讼为辅、同时以调解作为可选的前置程序的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往来日益频繁,考虑到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问题,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很有必要。建议在依托现有双多边、区域安排的基础上,构建强制磋商、自愿性调解、仲裁和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扩大可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针对不同争端解决程序设计分类化透明度标准,优化仲裁员、调解员选任及其道德准则。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也应主动应对相关问题,具体包括完善国内仲裁立法和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对接"一带一路"争端解决需求,确保投资仲裁裁决与和解协议的顺利有效执行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油气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

油气国际合作法律制度既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又满足了油气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是一种理想的制度趋向。目前,世界各国油气合作日益密切,油气国际合作法律制度更是使得“一带一路”油气国际合作有章可循。然而,由于各国在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及地区进行油气领域合作时,在法律依据、合作体制、运行机制、程序规范、争端解决机构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亟待建立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一带一路”油气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健全油气国际合作体制机制、完善油气国际合作方式、规范程序运行机制、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以期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实现油气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与推进带动了国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现有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新格局的发展。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现有区域性及全球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重点借鉴美国、欧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探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及其沿线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都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不再适用于“一带一路”的特殊背景,新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亟待探索。本文将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贸易内容和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就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展开讨论,希望可以对相关专业人士的工作和研究有所帮助。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行政法问题初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多行政法问题需要关注。行政机关应依法出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不越权发文、遵守法定程序、增强条文规范性等。传统行政执法方式不能充分回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执法问题,行政机关应当转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行政机关在作出相关重大行政决策时应当遵守法定决策程序,对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综合研判,做到科学决策。"PPP"模式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宜保留多元行政协议争议解决机制。

论“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

现有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由于种种弊端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及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的需求,建立一套符合"一带一路"域内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在路径选择上,应与沿线国家协商订立国际公约,打造专门的"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中心;同时更多地融入以调解为主的东方文化方式;重点从上诉机制、仲裁人员选任和透明度等方面入手,顺应投资仲裁改革的大趋势,对"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具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