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charts of Patent Prosecution and Litigation Procedures

I. Procedure for Filing and Examination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Grant of Patents (at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China) By Wu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论数字检察背景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

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程序出罪的内涵重塑与判断标准

随着犯罪治理多元化进程的加快,程序出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实体入罪的同时通过程序出罪实现犯罪治理多元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程序出罪的概念共识问题,导致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不清、适用范围不明、体系协调性不足。对此,应通过逐级分析“不入罪”与“出罪”,以及“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理念差异,凸显程序出罪的独立性。程序出罪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因裁量性程序终止行为使行为人在法律意义上无罪。因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法益恢复事由、证据不足、欠缺诉讼条件导致的法定性程序终止因不具有个案利益衡量特性,与程序出罪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程序出罪的判断标准,处理好不同属性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即制定不同出罪情节的叠加适用标准,以及出罪与入罪情节之间的冲突衡量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司法手段构建美国的学术、商业、情报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实现对华科技遏制的重要政策规划。该计划主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对参与协助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国科学家进行追责。自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来,有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项计划出台的背景包括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窃取”其技术的担忧逐渐上升,美国反华势力对华侨华人长期存在歧视和偏见。“中国行动计划”遭到美国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社会组织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虽然拜登执政后,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精髓却被保留,并以更隐蔽、更精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数字检察战略研究——以河北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应用情况为视角

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智慧平台、办案模型等科技手段开展的新型法律监督工作模式。针对公益诉讼检察业务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存在线索来源少、调查取证难、数据获取难的实际,通过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工作机制,突出智能应用、协同发展与侦查思维,实现对河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提质增效。通过“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类案法律监督模型”运用实例,介绍业务分析、数据获取、智能研判平台建模等相关内容,实现了用大数据进行法律监督,解决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存在不精准的问题。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

核准追诉若干疑难问题探讨——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批指导性案例的评析

分析核准追诉问题的关键是正确解释“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这涉及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终点等难题。在分析追诉时效终点时,需要运用类型化、标准化和系统思维,从现行法规范中提炼追诉时效的适用步骤、影响因素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的判断标准,“二分法说”的解释力强于其他学说。“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宜限定于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为20年,且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之日以后才刑事立案的情形(适用1997年刑法),或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之日以后才对犯罪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适用1979年刑法)。适用“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条款的,可以直接追诉,不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批指导性案例只回答了“检察院办理核准追诉案件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的问题,未回答“追诉时效终点如何确定,适用步骤和影响因素是什么”“该案是否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等问题,未揭示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对追诉时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对追诉时效在共同犯罪中的适用存在认识误区,故有必要再次发布以核准追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难点及对策思考

“行刑”衔接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2023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印发关于行刑双向衔接的意见,“行刑”衔接的外延明确包括“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存在不刑不罚、应移未移、应罚未罚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当前“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难点及原因,进而在制度设计、平台建设、标准流程、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追诉时效制度司法适用指引(学术建议稿)”及其证成

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司法规范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不同位阶的规范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总数适中、总体合理,运用类型化思维、标准化思维、系统思维、建模法和思想试验法,足以归纳出公正合理、简便易行的规则体系。在归纳规则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坚持逻辑一致性,对相关规定进行再发现,尽可能将规则体系与现行规范之间的矛盾控制在最小限度。我国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和中止制度,需要区分追诉时效和追诉时效期限,明确追诉时效的适用步骤与规则、合理界定影响因素,关于追诉时效终点宜采“二分法说”,并完善核准追诉制度。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联合制定“追诉时效制度司法适用指引”很有必要。

论刑事合规中的激励问题

目前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刑事合规改革面临着涉案企业主动参与合规意愿不强、合规改革激励不足的问题。如何提高涉案企业参与合规改革的意愿以激励企业在诉讼过程中积极开展合规、转变企业被动监督的角色使其主动进行内部合规整改,是推进我国刑事合规改革进程的当务之急。改变由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改革的现状、让涉案企业能够主动参与其中的关键在于解决刑事合规的激励机制问题。美国暂缓起诉协议制度通过检察机关与涉案企业的充分协商,激励涉重罪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在转变企业被动监督角色、促进深化内部合规改革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法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暂时性中止及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权可以为建立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提供可能性,未来可以在与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行适用的基础上构建暂缓起诉程序。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