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曲史互证”的元曲皮货相关事象史料解析

元曲中所涉及的皮货相关事象,是通过剧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相关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服饰史料的一种呈现形态。本文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裘皮和皮革相关事象开展了梳理和辨析。研究发现,元曲皮货相关史料有着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和背景,能够印证元代北方游牧民族对毛皮和皮革的使用影响中原地区服用习惯和民族交融的史实。作为元代各民族纺织服饰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元曲皮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提示出一定的史料意义和文化内涵,并可为元代皮革生产和消费史料提供补充。

基于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事象的技艺辨析研究

元曲作品中多见涉及丝织显花技艺事象,系通过戏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传统手工丝织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史料的一种保存和呈现形态。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丝织显花技艺事象开展辨析。研究认为,元曲呈现的提花织造事象与现实中的丝织显花工艺及其织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元曲“妆花”和“妆金”相关事象提示出后世相关丝织品名称的渊源。元曲“织成”和“缂丝”相关事象所反映的工艺特征和用途符合实际。元曲中“改机”相关事象虽与明代记载不同,但是提示出元代民间衣料加工的常见方法。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技艺相关事象多由剧曲作者根据现实的丝织工艺特征和产品特点赋予意象性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专门术语的形成不无启发作用,又通过元曲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获得流传和认同。

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元杂剧题诗关目论略

题诗作为一种戏剧行动,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戏曲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元杂剧有50部作品涉及诗词题写关目,共计113处,这些题写内容来源于化用旧作、袭用前作和自主创作三种方式。剧作家对于题写形式的选择与相应的戏剧题材有着高度的适应性,除了利用纸质材料作为题写载体,题壁、题画、题叶等题写行为在剧中时有发生。作为一种叙事手段,题诗关目在建构时空场景、推动叙事进程、摹写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恢弘悲壮的史诗性歌剧及其舞台呈现——曹其敬与歌剧《苍原》中的导表演艺术

歌剧《苍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正歌剧创演的经典之作。作为此剧创演的幕后英雄和舞台呈现的主帅,曹其敬导演在凸显《苍原》悲壮沉雄的史诗性品格、在二度创作和舞台呈现中创造性地整合歌剧各个构成元素以精心营造歌剧综合美,通过演员的歌唱和表演塑造鲜明歌剧形象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导演艺术,做出了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贡献。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

历代连称"戏曲小说"主要指向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与"戏曲",强调此类作品的表演性特征与演说方式的特殊性。《也是园藏书目》以"戏曲小说"作为一种与"四部"并列的部类,即是对上述做法与时人普遍认知的回应。而此书目"戏曲小说"下设置"通俗小说"小类,系为突出与"传奇"、说唱文学有较大纠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表现形式及其表演趣味,与"古今杂剧""传奇"等的区别。它依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一种带有表演趣味的、以章回体式存在的"说话"伎艺,而非以之为白话通俗小说。

大气磅礴 凝重雄浑的史诗性品格——论徐占海的正歌剧音乐创作

在新时期我国歌剧作曲家中,徐占海正歌剧作品仅有《归去来》《苍原》和《钓鱼城》3部,数量虽不多,但起点高、无次品,部部有特点,戏戏出新招,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自《归去来》初涉歌剧创作,其大气磅礴的史诗性品格初露端倪;到《苍原》横空出世,其史诗性品格益发彰显,音乐戏剧性思维已显出成熟的歌剧品格;直至《钓鱼城》上演,其史诗性品格得到进一步发扬,歌剧音乐戏剧性思维更为成熟并显出构思缜密、发展有机,对正歌剧表现手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更为纯熟等特点。

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成就与不足──20世纪元杂剧研究系列之三

２０世纪的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在本世纪，元杂剧研究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一代文学”的地位得以确立，关汉卿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被承认。在元杂剧的繁荣、衰微和发展分期等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一批元杂剧作者的生平、写作活动与作品的真伪归属得以考证和辨析。探讨元杂剧的题材内容、艺术结构和演出形态，确立了悲剧、喜剧的概念，并对元剧的悲剧、喜剧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文献、书目的搜集整理，成就尤为突出。但也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研究程度不平衡等不足。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追寻逝去的“元代社会记忆”——贵池傩戏的仪式、体化与刻写

安徽贵池傩戏是近年来所发现的被称之为"活化石"的古老戏曲,对于它的形成时间、纪念目的、戏种名称,一直没有较为确切的定位,本文通过研究它的纪念仪式(仪式程序)、体化实践(正戏表演)、刻写实践(抄本形式),认为它是活态的"元代社会(说唱词话)记忆"。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明代曲学复古与元曲的经典化

本文从尊体、辨体和创体的角度,重新梳理并解读了明代推尊正音、崇尚本色、宗法元人等具有复古倾向的曲学主张。"尊体"意识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典范传统对元曲的延纳,"辨体"意识的聚焦处在于塑造作为整体的曲体文学其统一的美学规范;而建构"新传奇"文体时,北曲又因相对严整的宫调、韵律而呈现出"典范美"色彩。明代曲学复古是"元曲经典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揭示了元曲美学层面的内在体性、特质,也为晚近以来的某些论说埋置了伏笔。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元散曲中的陶渊明形象

陶渊明诗中描绘的超逸简淡的田园生活、任真自得的隐逸形象,为历代文士所倾慕。在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归隐”题材成为元散曲的一大主题,陶渊明也成为元散曲家心目中理想的隐者形象,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丰富而多样的呈现。

古典曲论中“重北轻南”现象之考述

"重北轻南"是中国古典曲论中长期存在的观念,它肇始于戏曲理论形态形成的初期,并伴随着戏曲理论的发展而演进、成熟与转型。"重北轻南"思维形成的原因,除了因南戏本身粗糙的艺术形式遭文人冷遇之外,元杂剧在曲史中的"元典"地位以及戏曲自身审美风格的嬗变也与此紧密相关,此外早期的南北文艺批评方式、元代的民族政策以及明清的学风等多种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影响。这种"重北轻南"观念也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南戏研究。

出走与回归:王国维悲剧观的现代意识

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精神最核心的变化是:主体意志由"解脱"变为"赴汤蹈火",由对个体在世苦难的悄然担当变为对外在的社会悲剧的显明承负。其内在的是王国维思想的深层裂变——由启蒙人文主义的个体道德意志转变成儒家的集体道德意志,由西方现代性伦理回归中国传统伦理。其中的关键点是潜在的现代性抉择——由对知识人的主体价值拯救转变成对民族的社会价值拯救,在世界文化的现代性视阈中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这种民族性精神的重构历程体现出的是,通过对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确证在世界化的现代社会中拥有合理性的民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