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曲史互证”的元曲皮货相关事象史料解析

元曲中所涉及的皮货相关事象,是通过剧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相关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服饰史料的一种呈现形态。本文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裘皮和皮革相关事象开展了梳理和辨析。研究发现,元曲皮货相关史料有着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和背景,能够印证元代北方游牧民族对毛皮和皮革的使用影响中原地区服用习惯和民族交融的史实。作为元代各民族纺织服饰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元曲皮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提示出一定的史料意义和文化内涵,并可为元代皮革生产和消费史料提供补充。

基于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事象的技艺辨析研究

元曲作品中多见涉及丝织显花技艺事象,系通过戏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传统手工丝织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史料的一种保存和呈现形态。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丝织显花技艺事象开展辨析。研究认为,元曲呈现的提花织造事象与现实中的丝织显花工艺及其织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元曲“妆花”和“妆金”相关事象提示出后世相关丝织品名称的渊源。元曲“织成”和“缂丝”相关事象所反映的工艺特征和用途符合实际。元曲中“改机”相关事象虽与明代记载不同,但是提示出元代民间衣料加工的常见方法。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技艺相关事象多由剧曲作者根据现实的丝织工艺特征和产品特点赋予意象性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专门术语的形成不无启发作用,又通过元曲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获得流传和认同。

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元杂剧题诗关目论略

题诗作为一种戏剧行动,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戏曲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元杂剧有50部作品涉及诗词题写关目,共计113处,这些题写内容来源于化用旧作、袭用前作和自主创作三种方式。剧作家对于题写形式的选择与相应的戏剧题材有着高度的适应性,除了利用纸质材料作为题写载体,题壁、题画、题叶等题写行为在剧中时有发生。作为一种叙事手段,题诗关目在建构时空场景、推动叙事进程、摹写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元杂剧服饰装饰性的当代价值研究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一种,由元人杂剧发展而来。元人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深远,产生过重大的历史贡献,并对后世戏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服装作为中国古代戏剧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要素,其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元杂剧作为戏曲舞台上一种较为独特的表演艺术,其服饰装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成为一部充满视觉审美体验的古代戏剧文化。对元杂剧服装装饰进行研究,可为戏曲服装设计提供一定借鉴。

民俗文化视角下的元曲节令纺织事象解析

在纺织文化研究中,对元曲作品中节令纺织事象加以关注,有助于认识古典戏曲如何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并传承节令人文和纺织民俗相关事物等文化现象。该研究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结合典籍文献引证,运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作品中呈现的节令纺织描写展开了相关事象梳理和人文内涵解读。研究认为,作为纺织民俗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元曲节令纺织事象是农耕时代华夏先民传承勤劳美德和传续纺织技艺的缩影,也是元代文人寄托情感愿景和认同民族文化的写照。其所构成的兼具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体系,不仅浸润了元代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文情怀、审美情趣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而且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承载性、系统性的特点。

论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

王国维将意境理论引入戏曲研究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戏曲意境”理论。首先,“戏曲意境”理论既脱胎于中国传统意境论,又汲取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关注个体命运。其次,“戏曲意境”理论具有“自然”与“言外”这两重内涵,前者聚焦于艺术真实,后者面向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状态。最后,“戏曲意境”理论提升了戏曲地位,使其走出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低下境地,又启迪后来学者,成为“剧诗说”等舞台表演理论的基础之一。

论袁雪芬对中国越剧的贡献

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尤其是越剧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袁雪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章论及袁雪芬在越剧历史、越剧艺术、越剧改革、越剧剧种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越剧的影响及贡献,从而揭示出袁雪芬不仅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重要的参与者与践行者,而且也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的抒写者与见证人,同时她更是百年来中国新越剧改革与越剧剧种建设的谋划者与引领者、越剧艺术形成独特审美风格的创建者与贡献者。

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

我国现存七部涉及屠夫形象的元代戏曲,从性格、品质、思想三个方面呈现了元代市井屠夫的真实面貌。相较于前代,元代文人在刻画“屠夫”一类人物形象时,不仅展现出去传奇化而近世俗化的新特点,还摆脱了杀生有罪观,注重表现屠夫的正面品质。同时,元代戏曲中的屠夫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即他们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和对道家超脱世俗的向往。元代戏曲中的屠夫书写为人们了解元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材料。

艺术感受是强烈的、深远的——以越剧《祥林嫂》为例谈越剧音乐改革

20世纪40年代的越剧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既包括艺术上的改革,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的改革。艺术上的改革,音乐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具体表现在:创立[尺调]和[弦下调]以及一系列板式变化,伴奏从原来的三四人增加到十几人,专人作曲,演员定腔、定谱、定调。代表作品有《香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文章以越剧《祥林嫂》为例谈越剧音乐改革,分三个方面:一是袁雪芬如何塑造祥林嫂这一人物;二是刘如曾如何为越剧《祥林嫂》编曲;三是越剧音乐改革之我见。希望新时期的越剧,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新作品,奉献给人民。

浅谈元代戏曲文化对青花釉里红谷仓的影响

元代戏曲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戏曲文化也开始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元代陶瓷工匠就创造出了元代青花釉里红谷仓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细致,人物刻画活灵活现。本文通过研究元代青花釉里红谷仓的艺术特点,主要分析元代戏曲文化对青花釉里红谷仓的影响。

恢弘悲壮的史诗性歌剧及其舞台呈现——曹其敬与歌剧《苍原》中的导表演艺术

歌剧《苍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正歌剧创演的经典之作。作为此剧创演的幕后英雄和舞台呈现的主帅,曹其敬导演在凸显《苍原》悲壮沉雄的史诗性品格、在二度创作和舞台呈现中创造性地整合歌剧各个构成元素以精心营造歌剧综合美,通过演员的歌唱和表演塑造鲜明歌剧形象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导演艺术,做出了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贡献。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

历代连称"戏曲小说"主要指向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与"戏曲",强调此类作品的表演性特征与演说方式的特殊性。《也是园藏书目》以"戏曲小说"作为一种与"四部"并列的部类,即是对上述做法与时人普遍认知的回应。而此书目"戏曲小说"下设置"通俗小说"小类,系为突出与"传奇"、说唱文学有较大纠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表现形式及其表演趣味,与"古今杂剧""传奇"等的区别。它依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一种带有表演趣味的、以章回体式存在的"说话"伎艺,而非以之为白话通俗小说。

大气磅礴 凝重雄浑的史诗性品格——论徐占海的正歌剧音乐创作

在新时期我国歌剧作曲家中,徐占海正歌剧作品仅有《归去来》《苍原》和《钓鱼城》3部,数量虽不多,但起点高、无次品,部部有特点,戏戏出新招,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自《归去来》初涉歌剧创作,其大气磅礴的史诗性品格初露端倪;到《苍原》横空出世,其史诗性品格益发彰显,音乐戏剧性思维已显出成熟的歌剧品格;直至《钓鱼城》上演,其史诗性品格得到进一步发扬,歌剧音乐戏剧性思维更为成熟并显出构思缜密、发展有机,对正歌剧表现手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更为纯熟等特点。

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成就与不足──20世纪元杂剧研究系列之三

２０世纪的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在本世纪，元杂剧研究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一代文学”的地位得以确立，关汉卿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被承认。在元杂剧的繁荣、衰微和发展分期等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一批元杂剧作者的生平、写作活动与作品的真伪归属得以考证和辨析。探讨元杂剧的题材内容、艺术结构和演出形态，确立了悲剧、喜剧的概念，并对元剧的悲剧、喜剧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文献、书目的搜集整理，成就尤为突出。但也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研究程度不平衡等不足。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追寻逝去的“元代社会记忆”——贵池傩戏的仪式、体化与刻写

安徽贵池傩戏是近年来所发现的被称之为"活化石"的古老戏曲,对于它的形成时间、纪念目的、戏种名称,一直没有较为确切的定位,本文通过研究它的纪念仪式(仪式程序)、体化实践(正戏表演)、刻写实践(抄本形式),认为它是活态的"元代社会(说唱词话)记忆"。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