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实真相与历史真实问题的辨析——以镇江之战的海龄殉难事件为例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之战中,守将海龄殉难事件一时竟成聚讼之谜。在史实真相查实后,朝廷对海龄的嘉赏赐典,却遭到士民抵制。镇江民众抵拒的关键问题并不在其死亡之细故末节上,而依然聚焦于“尽忠殉国”大节方面。海龄悲剧性地自杀或自焚的史实真相,并不能成就其“尽节尽忠”的人生定评。时人在日常生活中琐碎片段的场景记录,已经立体地呈现了他原本鲜活而真实的形象。镇江失陷及其失陷后的惨剧与海龄“误国殃民,莫此为甚”的行为有着密切关联。海龄殉难的史实真相无法遮蔽历史的真实。

鸦片战争浙东海上反击战考实——以侵华英军文献为中心

1841年8月,英军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侵华行动,10月,英军相继占领浙江定海、镇海、宁波。清军计划于三地同日举兵以收复失地,但以岱山为策源地的浙东海上反击战未能如期展开,其因成谜。清人贝青乔在其《咄咄吟》一书中称驻岱山清军畏惧英军,不敢出战。此论对后人正确认识及评价这段历史造成较大影响。据英军文献记载,英军在侦知情报后,数次对岱山展开围剿,打乱了清军海上作战计划;但清军依旧在敌严密防范下展开各项准备,并于1842年4月14日发动大规模海上反击战,影响了英军进攻杭州的作战计划,彰显了中国军民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所见鸦片战争史料研究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收录的鸦片战争档案数量有限,缺乏系统性,不具备如清前期般重构战史的史料价值。不过,此项档案囊括大批八旗组织和边疆民族的资料,其中八旗官员所进奏折涉及满营丁口、武备、训练、调动乃至参战情况,还保留着军务档案的最后痕迹,有助于釐清鸦片战争中的个别问题与薄弱环节。

闾里幽芳:鸦片战争时期关于浙江烈女刘七姑的诗歌书写及其内涵

刘七姑投井作为鸦片战争殉难烈女的典型事迹引起了当时文人的广泛题咏。从历史层面来说,题咏充分传递了来自民间的讨论鸦片战争的声音,为重新审视乍浦战役提供了新视角;从文学层面来说,相关诗作作为女性写作的又一次集体尝试,再度诠释了“诗史”内涵,并丰富了“井”意象的诗歌素材;从文化层面来说,题咏行为展现了两浙地区内部深厚的文化驱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咏刘七姑诗歌作为古今历史转型期间的爱国主义作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蕴。

西门外 上海近代城市形态中的街-衖复合结构

街道和巷衖不仅是城市交通设施,也意味着空间骨架,以及运用路政来系统性改变空间状态的城市化手段。研究始于对传统上海县城老西门外丰富的近代城市化空间现象的关注,目标在于解析片区街衖体系的整体构成、演进及历史意义。文章以城市街坊为分析单元,在与其关联的多尺度层级上,基于市政当局与地主、人地关系及人际关系之间的三种互动,察悉内部交通空间生成的微观历史;进而从竖向形态、权属形态、历史形态的总结分析中,提炼出三层—六级的体系构成。最后,从街-衖复合结构这一形态学视角,探讨了对应的上海近代城市化特征。

清朝爱国名将张必禄

张必禄是清朝后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参与镇压新疆张格尔分裂、抵御英军入侵等重大战争,以战功由乡勇晋升为提督。张必禄一生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定而鞠躬尽瘁,值得后世敬重。

19世纪中期中国最大木质风帆战船“耆英”号研究

近代以来,战船成为展示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海战的失败和中西军事技术“代差”的刺激,闽粤省份的官员兴起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的热潮。广东官方自制的一艘广船与福船的结合型“耆英”号木质风帆战船,排水量约700吨,尺量等同于英国同期五六级战船。该船是1846~1848年间唯一有记载的、长度最大、自行从中国出发绕非洲好望角驶入大西洋的中式帆船。同时,它也是有史以来首艘抵达美国、英国的中国船只,英美民众对其称誉有加。由于晚清综合实力较弱以及诸多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与同期侵华英国风帆战船和明轮船相比,“耆英”号木质风帆战船仅是船体庞大、抗沉性和操纵性好,而其坚固性、导航、航速等性能落后于英国战船。

世變、歷史與記憶——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與鴉片戰争時期詩詞中的鎮江之戰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軍發動揚子江戰役,攻陷鎮江,隨後直抵江寧,迫使清廷簽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戰前,黄爵滋以嚴禁鴉片名重當時;戰後,黄爵滋以失察銀庫遭到彈劾。名畫家湯貽汾爲其作《如此江山圖》,描繪戰後焦山風景,陳方海題記拈出圖中隱寄“風景不殊”的感慨,或與鎮江之戰有著緊密的關聯。本文以《如此江山圖》爲開展,試圖透過圖畫題詠及當代時人詩詞中對鎮江之戰的描寫,探究士人如何憑藉圖畫、詩、詞的不同特質,互文參照,形成共同的歷史記憶。除了從題詠中探掘圖畫的創作旨趣,亦從中發掘題詠者有意識地自圖畫延伸出的畫外之意;在“詩史”義理精神的闡發下,建構對陳化成以及兩江總督牛鑑、副督統海齡的褒貶形象;並藉由抒寫鎮江興亡與效仿蘇、辛體的詞作,管窺詞體創作中對“京口三山”一脈相承的書寫傳統。

郑观应禁烟思想评析

郑观应的禁烟思想是其作为维新思想家对同光时期鸦片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世纪60—90年代,鸦片问题的新形式、郑观应自身的经历和对鸦片毒害中国的深刻认识,推动了其禁烟思想的形成。郑观应的禁烟思想主要可分为外禁和内禁两个方面,他还提出“欲内禁必先外禁”的方针。外禁思想以“鸦片战”为核心,主张弛禁罂粟种植、提高“洋药”税率和成立鸦片专卖公司;内禁思想力主清政府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举全社会之力共同解决鸦片毒瘤。其禁烟思想具有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为一种理论先导。

鸦片战争第一次定海战役若干疑点考实——以侵华英军中高级将领文献为考察中心

1840年7月爆发的鸦片战争第一次定海战役,是欧洲侵略者第一次以武力侵占我国领土、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役,在鸦片战争全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该场战役还存在着诸多疑点,比如英舰队入侵浙江的集结点、中英海上谈判详情、定海清军面对侵略的抵抗是否顽强、英军在浙东被俘的数量等。本文以侵华英军文献为考察中心,采用中英文献比较研究的方法,厘清上述疑点。

翻译的政治：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都存在语言沟通的难题。但是,英方由于聘用马儒翰等人担任翻译,有效解决了政治沟通和情报收集等问题。他们充分借助马儒翰等人的中文知识,作出了合理的战略决策和军事安排。而反观中方,林则徐之后的几个主帅,出于怀疑汉人、明哲保身等心理,竟将为数不多的几个译员拒之门外,倚赖英方的马儒翰"居中翻译"。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下,清军前线主帅根本无法摸清敌人的真实动向,更无法核对所签条约文本的准确性。结果,清政府不但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也丧失了谈判主动权,造成了很多原本可避免的损失。

开埠初期闽浙沿海的海盗活动初探

海盗作为沿海地区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亦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各异。本文主要集中于目前史学界较少涉猎的开埠初期的海盗活动,力图复原历史原貌,探究本期海盗活动的特点和成因,提出鸦片走私贸易是海盗行为盛行的直接诱因,中外双方的联合和先进船只的运用在对海盗的搜剿中起了重要作用。

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 ,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 ,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筹海举措为中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发动的大规模侵略。在这次空前严重的海疆危机中,山东巡抚托浑布积极布防,使战前已经废弛的山东海防得到了改观。透析托浑布的筹海举措,不难发现,它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窠臼,因而整饬后的山东海防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山东海防是当时中国整体海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的实效证明,清朝传统的海防已经完全不适应它所遇到的强权时代,晚清中国海防的近代化已是当务之急。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转型与发展——以《华友西报》为中心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在香港与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友西报》提供的史料中,反映出澳门在这个时期经济进行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一是政局动荡与经济困境;二是澳门与鸦片贸易;三是澳门与苦力贸易;四是澳门早期博彩业,澳门彩票与经营方法等;五是英国商人与商业机构从澳门迁往香港。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卡龙舰炮问题研究

根据中英史料记载,鸦片战争时期,侵华英军使用了卡龙舰炮对清军作战。此类火炮重量轻,机动性好,杀伤力大,具有近距离作战的优良性能。中国境内目前遗留有一些英军卡龙舰炮,经过实测,形制、尺寸与文献记载相符,其设计较合理。卡龙舰炮适合了英海军"舷炮线式齐射"战术近距离作战的需要,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其威力得到充分发挥,是英军在战争中取胜的主要因素之一。

清代的虎门防御体系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珠江虎门出海口水道两岸先后建成了大角炮台、沙角炮台、威远炮台、镇远炮台、靖远炮台、横档炮台、永安炮台、巩固炮台、大虎炮台。炮台连同木排铁链、水底石堆、暗桩,在虎门水道构成了一个具有三重门户的防御体系,成为清朝最大最坚固的海防要塞。但这个防御体系在1841年的大角—沙角战役和上横档战役中被英国军队摧毁,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还是这个防御体系存在诸多缺陷。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设计的广州外交体制经历了设立、困顿和瓦解的阶段。清朝的外交中心也由南到北转进,先是广州(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然后江南(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完成了清朝外交机构的北进和上移。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的初建和外交机构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

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10月,英国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将英法被俘者在圆明园内虐待致死为口实,悍然命令英军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等中国皇家园林。英法被俘者究竟有没有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这是关系到如何判定英法联军罪责的重要问题。可惜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结果,这一错误说法流行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近查清廷编纂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刑部尚书赵光的《自订年谱》、刘毓楠的《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特别是英国被俘者巴夏礼的回忆文章等,可知,事实上,巴夏礼等被俘人员先被关押于刑部监狱,后转移至高庙;其他被俘者则分别羁押于昌平、密云、房山等州县监狱。所有英法被俘人员并无在圆明园内受虐且致死等情节。额尔金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捏造,目的是为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