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是为了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从而减轻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参加新农合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并且检验结果稳健。分析影响机制,得出农村中老年人参加新农合后对政府的评价及看病条件满意度显著提高,降低居民医疗自花费的金额。

数字能力如何促进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基于山东省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研究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有助于为农业生产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思路。本文基于山东省408个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转化3个维度构建数字能力指数,利用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本研究发现:1)数字能力提升有助于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且分维度来看,数字使用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数字接入能力和数字转化能力,是促进农户实施农田碳汇技术的关键因素。2)提高农户数字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土地流转和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促进农田碳汇技术采纳。3)数字技术推广强化了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且正规推广的效力高于非正规推广。为此,未来应加强农户数字能力培训,并重视不同维度数字能力的作用差异,增强其与数字技术推广的互动功能,为我国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资料,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就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类家庭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强度不同。总体而言,成长中的核心家庭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要强于其他类型家庭,扩大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最弱。

健康状况、延迟退休与就业效应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已然步入了"新常态"。然而,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问题仍然是萦绕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阴霾",加之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国民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现有的退休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似乎是势在必行!许多民众担心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占青年人的就业岗位,对青年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这一举措持反对态度。经模型分析及依据CHN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短期内,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但是这种"挤出效应"因不同地区、性别和行业等有所差异,而且,从长期来看,延迟退休对就业没有负面效应甚至是促进作用。最后给出了延迟退休政策设计的一些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的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即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强;(2)居民的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3)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农村户口、青年或初中及以下学历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采纳对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基于8省5704户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喀斯特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和湖北8省5704户调查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探讨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边际效应为0.1057;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中,社会网络和信息渠道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更大;东部喀斯特地区、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可能性更大。因此,建议扩大农村数字技术覆盖,拓宽农户社会网络和增加信息渠道,激发中西部地区、家庭收入低农户的内生动力。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民幸福感:基于创业中介视角的实证

为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农民创业中介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和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异质性及其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民幸福感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农民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提高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最有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数字金融使用最有利于提高女性、已婚、年龄在60岁以上及低学历农民的幸福感。

土地转入能否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并利用IV-oprobit模型控制一定内生性后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条件下,转入土地并不会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土地转入能够间接地通过提高收入来增进生活满意度。基于人均纯收入的分层研究表明,对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民而言,通过土地转入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不容忽视,其中转入土地能够使处在0%～25%和25%～50%收入分组群体的农民对生活感觉"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提高14.4%以及28.4%;同时,土地转入则会对高收入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此外,健康状况、是否在县城购置房产、住房类型等因素均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提高低收入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收入差异视角下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农户调研数据

参与专业合作社是当前许多农户面临的一项新选择,而对合作社的满意度是影响其行为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收入差异视角,利用江苏省的入社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合作社的满意度,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基本呈正态分布,多数农户评价一般,总体满意度不高,均值只有2.992,而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满意度也相应提高。从影响农户满意度的因素来看,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是正向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家庭农业生产人数呈显著的反向影响,年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年贷款金额、获政府补助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则没有显著影响。从农户分组情况来看,家庭农业生产人数和承包土地面积对所有组的农户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前者是反向,后者是正向,其他因素对各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则不同。因此,提出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完善合作社收入分配制度、精准政府公共资源投入、鼓励农户土地流转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