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习惯法中的神明裁判探析

神明裁判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曾普遍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中。藏民族神明裁判历史悠久,并一直延续到民主改革之前。神明裁判有其存在的认识、现实和程序制度基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古老性、宗教性、替代性、反科学性和终局性特点。其实质是审判人员利用本部落或地区通行的人们对神灵的虔诚和敬畏心理,依托神灵做出裁判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今日藏区,神明裁判在形式上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受文化惯性影响,神明裁判的观念仍然存在。对其进行客观分析,理性批判,揭示其本质,既有利于维护藏区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苗族习惯法中的神判方式遗留与现代司法实践探析——以黔东南特殊地域的司法文化为例

黔东南的苗族多居住于交通不便的雷公山、月亮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苗族传统习惯法中有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神判",在苗族村落社会内部长时期内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神判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却并没有消亡,仍然在现代的司法实践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神判方式在苗族习惯法中的遗留反映。

论皋陶文化——科学地研究皋陶及皋陶文化

皋陶(yao)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萌芽时期呈现的文明曙光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基石之一。皋陶文化不仅是皖西地方的,也是中华全民族的。科学地研究皋陶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需。

人类谎言识别的历史演进

对应于人类的神权时代、皇权时代、人权时代,人类的识谎方法经历了历历分明的三个时期——神识法、刑识法和仪器识法时期。其中,人识法贯穿于三个阶段,并在刑识法与仪器识法之间的空白时段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观察一个人在强烈的外在刺激下言行的、生理的变化,是亘古以来人类识别谎言最主要的思路。

中世纪教会对神命裁判法的终结

神命裁判起源于古代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中世纪时被基督教会加以规范并传至欧洲各地.11～12世纪,随着中世纪教会法研究的兴起以及经院哲学的发展,基督教会内部对神命裁判的批评日益激烈并系统化.此时正值基督教会摆脱世俗社会的司法体系而日渐独立,在这种趋势下,教会最终废除神命裁判法,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新的司法程序在欧洲出现.

神判法的前世今生——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既是一本法律史书,亦是一本社会史书。它清晰而明确地论证了法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法不只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和信仰等价值观念,也调整和维护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法律与社会》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的主题为"神判"。瞿同祖先生引经据典,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以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神判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神判与法律功能的密切联系。

神判与早期法的历史演进

神判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学现象 ,也是一种古老的法文化现象。在原始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神判与原始“公法”、“私法”两个方面的许多形式都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法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结合对原始宗教与习俗的理解 ,通过对神判与诸如原始献祭、放逐、杀戮、赔偿、仪式等早期习俗之间关系的研究 ,对神判中隐喻和凝聚着的早期法的原始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解释 ,进一步从“公”与“私”

满族传统神判制度的法文化分析

满族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在国家法一元论的思想下,学术界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研究,从法文化学的视角对满族进行研究在我国更属空白。以法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对萨满教影响下的满族传统社会中的神判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其独特的法律价值追求。

论西欧中世纪刑法的理性因素及其在现代各法系中的投射

现代西方刑法学以理性为其特征，这一点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然。然而．被普遍视为愚昧落后的中世纪刑法却与现代西方刑法学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这意味着中世纪刑法已孕育着理性的因素。在公正、全面的视角观察之下，本文发现中世纪早期盛行的“神明裁判”制度与日耳曼刑法中都蕴藏着（罗素式的）“个人理性”的要素；而纠问式审判、教会刑法体系中则更多体现出（韦伯式的）“形式理性”的要素。本文认为西欧中世纪刑法的发展总体上体现了理性主义上升的趋势，但在部分问题上也体现了理性的“自负”。最后．本文分析了中世纪刑法中理性因素的闪光点在现代各法系中的不同的“投射”方式，认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法均是中世纪刑法理性主义的继承者，但各自存在不同的侧重点；相对而言，我国刑法则在“形式理性”方面存在历史性的不足。

苗族解决无证据纠纷神判方式研究

苗族解决无证据纠纷神判方式源于苗族人对鬼神的敬畏以及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捞油锅、踩铧犁、喝鸡血等是苗族神判的主要方式。虽苗族神判方式愚昧落后且与国家法存在冲突,但其有利于解决苗族内部无证据纠纷,对苗族成员有警示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国家法之不足。在今日苗族村寨,神判已不再是解决无证据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受文化惯性影响,不仅神明裁判观念仍然存在,有的神判方式在解决无证据纠纷中仍具有重要威慑作用。对苗族神判进行客观分析与理性批判,对我国苗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