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组织法》调整对象的重塑与结构优化

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民主法制建设需要,1979年《地方组织法》在确定调整对象时采取了“扩张性”策略,“有法可依”成为当时立法的首要价值需求。国家机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建立和完善后,《地方组织法》立法功能与其他法律开始出现重合,对法律的稳定性和国家法制统一造成挑战,“扩张性”的调整对象面临重新检视和策略调整。《地方组织法》调整对象的重塑,应在厘定相关法律调整对象基础上,排除替代性立法功能,以实现国家机构法律规范体系的时代自新和协调统一。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重述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两大"主力"的多元反腐败机制存在较多不足,以致实效欠佳,且一些普遍性做法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可依循激活存量的思路,理顺二者的职能范围,使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和措施。目前,我们应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契机,适度拓展检察职能。如此,既有利于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国家,也有利于实现依法执政、建设现代化中国。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基本原则

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推进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诸多不适应发展需要的规定亟须修正。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宪法为根据,全面协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相关诉讼法的规定,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理念,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再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进以民生为核心的警务建设,是各级公安机关的现实任务和崭新使命,为此山西省公安厅党委在全省公安机关实施"民生警务",开展"双联双建"活动。执法规范是民生警务的基本要求,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双联双建"的当然之内容。同时,"双联双建"又对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对每一位民警的爱护和尊重,要完善、健全执法规范制度;基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尊重,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改善执法理念,提高执法水平,规范执法行为。

合宪,还是违宪——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的质疑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关于“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法律规定,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相抵触。它违反了国家机关之间权限的宪法定位及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宪法原则,违反了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分离的宪法精神。本文最后提出了修改的建议并提出了应转变认识、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以杜绝此类现象。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以法治思维推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

作为人民检察院工作指导总原则的《检察院组织法》逐渐显露出一些结构性缺陷和体系性矛盾,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保障和规范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建议运用法治思维改革精神,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对不合时宜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修改,同时注重吸收和借鉴近年来检察改革实践的成果,有层次、有重点地推动《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工作,保障检察权科学运行。

监检互涉案件办案衔接若干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实践中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常常与受贿犯罪相伴而生,导致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司法渎职侵权查办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叉、互涉,在明确互涉案件监察优先、检察为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建立互涉案件相关的线索处置机制、并案侦查机制和监察支持等机制。对于互涉案件协商强制措施使用的时候,应注意办案节奏的把握和对涉嫌犯罪可能刑期的预判,防止造成时间叠加使犯罪嫌疑人承担过重羁押,甚至出现刑期倒挂现象。互涉案件移送前已经获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不能使用,除非存在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的特殊情形。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法律地位研究——以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视角

当前,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已进入瓶颈期,存在着案件管辖范围与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设置目的背离、属地管理模式与制度设计初衷冲突、单一诉讼层级与案件回流地方矛盾等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法律地位和层级设置模糊不明。关于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法律地位争议,主要存在专门检察院、新型检察院以及派出检察院等分歧意见。科学界定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应综合考量宪法规定、制度设计初衷、管辖范围、与跨行政区划法院对接以及域外经验等多重因素。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定位为最高检的派出检察院,既不会动摇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能够降低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难度,又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设置初衷,也符合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规律,可谓一条较为理性可行的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路径。

检察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参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研究工作的体会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条文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体例、内容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完善。本次修法体现了多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总结了近40年检察工作发展的经验,为继续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是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史上新的重要里程碑。

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之完善

“检察一体”意味着对检察指令权和整体性的确认,合乎逻辑地开出职务转移,即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统一调用制度符合我国检察制度传统。新形势下设立该项制度,符合检察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与我国检察机关现行“双重领导(监督)体制”并无冲突,符合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以及我国政治体制的运行逻辑。该制度与我国检察官在诉讼法上无独立地位的特性也较为协调,从根本上是基于新形势下的办案需要,且制度本身并不损害“控辩平衡”。该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但鉴于法律依据和实践必要性与可行性,不应以人大常委会任命或批准为前置条件;调用检察官时可对其所在检察院级别与被调用者资格及调用后的权限作一定限制;“调用检察官”应作为职务称谓以解决身份问题;需在制度上区分统一调用检察官与常规性检察机关借调检察干部;需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明确检察官履职的原则及其例外情况。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之法理分析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虽属程序性规定,但其"入法"既符合组织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又是现实立法策略选择的结果,并非肆意立法。第21条的适用对象也非仅局限于检察机关,任何对检察机关履职行权承担义务的主体,包括有关单位和个人,皆应一体适用。此外,对于义务人违反第21条所应承担的违法后果与责任,需结合第48条进行解读。义务违反时,检察机关首应采取必要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而非一味强调追责。

自治机关构成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授权逻辑

修改后的《立法法》授予自治州人大及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自治机关的问题尚存争议,其焦点是《宪法》第112条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泛指"人大及常委会"的问题。《宪法》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在《关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的语境下却只能采狭义理解。因此,自治州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经由《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第2款自动获得,而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的这一权力则是源于全国人大的专门授予。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指导原则研究

法律修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涵盖于法律修改范畴之中,应坚持法律修改的一般共同指导原则,同时又必须立足于检察院组织法自身的精神和理念,体现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因此,需要对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指导原则进行类型化分析,建立两类修法指导原则的理想模型,一类是以合宪性、民主化、科学性、吸收性、借鉴性、协调性为内涵的方略性原则;另一类是以人权保障、权力法定、监督制约、检察一体以及检察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原则。

民主入心:乡村政治建设的教育工程

《村委会组织法》的宣传普及,属于更为宏大的"普法"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外部嵌入"的特征。国家的外部嵌入具有正当性。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学习宣传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的号召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政策执行创新性不足、所制定的政策操作性差等问题。地方政府宣传普及《村委会组织法》面临三方面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应注意总结宣传经验,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利用现代传媒手段,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宣传创新,给宣传部门工作人员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

司法目标与国家权力结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立法变迁的经纬线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历经了三次重大的立法与修订、两次暂行条例的制定以及两次具体规则的调整。修改的内容从检察院的性质定位、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人事任命等方面展开,不一而足。在纷繁的内容修订之下,可以提炼出两条主要线索:一条经线,即修改要与国家当下的司法目标相适应;一条纬线,即修改要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相契合。从进一步的思考中,可以提炼出一个命题:《组织法》修改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争议都是两条线索之间张力产生的结果。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梳理争议之本质、了解这些争议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组织法》修改方向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