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量子态与人本企业制度安排

企业及其员工具有类量子特性。面对量子态企业,管理需要量子化革命。人本化的企业制度安排是实现量子管理的有效途径,可从产权与治理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个层面入手实现企业管理量子化。二元产权制度、“八爪鱼式”组织架构模式和自驱动的管理制度体系是人本制度安排的思想内核。人本制度安排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提升人创造价值的主动性,充分释放人的内在潜能,最终实现共有经济价值最大化和成就人、发展人的价值管理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演进与价值遵循

现代国家建设的普遍内在逻辑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基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3个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经历了从全面管控到有限领导再到全面领导的发展演进。这3种模式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动态调整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保持组织同构互嵌,尊重现代国家发展自主性;重视领导制度建设,规范党对现代国家的领导,这些都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模式演进的共同价值遵循。

伦理型领导对矿工避责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为研究伦理型领导对矿工避责行为的影响机制,构建多路径中介模型,探讨伦理型领导是如何通过影响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所处的制度环境及风险感知进而影响矿工避责行为的,并考量4个影响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在伦理型领导与矿工避责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然后通过向煤矿发放问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增强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感和对制度规则的履行程度,而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感和对制度规则的履行程度与矿工避责行为呈现显著负相关;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制度规则、风险感知4个中介变量在伦理型领导和矿工避责行为间起显著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煤矿企业通过优化领导方式、降低矿工进行避责行为可能性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体系优化

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立法模式有综合法模式、专门法模式和“基本法+单行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我国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在制定之初选择的立法模式并不统一,这意味着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其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各大国家机关的组织形态、职权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组织法的修改却带着强大的立法惯性,未能随着各部专门法的制定而与时俱进,导致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其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之间存在不少重复、错位乃至冲突。未来组织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有必要强化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体系化,统筹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从组织法的功能定位、体例结构和具体内容三个层面对我国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体系进行整体优化。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Chinese Scientists’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in Law Making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s a profound revolu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We must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promote scientific legislation, strict law enforcement,fair law enforcement,and compliance with law by all people (Xi,2017).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法论

方法论与法治彼此关联,方法论是确保和实现法治确定性价值的途径,法治是方法论得以科学化、规范化的保证,辨识和总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法论问题,事关国家权力配置和组织运行法治化目标的实现。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呈现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坚持突出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守正创新等八个具体的方法面向,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设置以及权力配置科学化、规范化的追求与决心。方法论与目的论相统一,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法论,始终服务于建设机构设置科学、职能配置优化、体制机制完善、运行管理高效的现代化国家机构体系这一伟大目标。

内构与外塑: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内涵

党的组织法规在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一定的研究价值。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组织法规生成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组织法规是制度现代化的表现,制定、执行和落实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要求。具体来看,党的组织法规的建构一方面加强了组织的稳定性,对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产生了规范作用,有效锻造了党的强大组织力;另一方面,党的组织法规的制定落实过程既塑造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又塑造了党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崭新形象”。这几方面既是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又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组织法规所发挥的价值内涵。我们要发挥党的组织法规优势,锻造党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坚持人民立场,塑造良好形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化、权力内敛化、社会市民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已然成熟,应当把握司法规律、探索中国道路,并将其上升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加以认识。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要义包括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二战结束至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确立,足以说明"以审判为中心"体现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之精义,符合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直面"以侦查为中心"的中国问题,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案。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安法治化

法制现代化是中国当前最重大的社会主题,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公安法治建设必然对国家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故有必要对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从法治观念、制度框架、组织结构、警察素质多个方面加以研究,构造出它的正常功能状态,并以此提出具体的举措,指导公安工作的改革实践。

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的流变(1993-2015年)

随着经济发展和体育管理体制的完善,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纵观20多年来体育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起步探索、快速发展和稳步推进3个阶段,并且认为未来10年必将是走向繁荣的"黄金十年"。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史考察,认为研究人员由体育学背景转向多学科背景、研究范围由宏观转向微观、研究方法由定性转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内容由单一转向多元。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走向是,体育产业主体地位确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加强。

新时代国家机构组织法面临的问题和完善思路

新时代国家机构组织法的重要意义凸显。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力度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机构改革,对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为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构建科学的体系,完成相应的任务。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的法治不足及其治理

高校国有资产是整个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办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结合国外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的基本经验,针对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法制缺陷,提高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完善监督机制是实现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的必然选择。

刑法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的治理进阶

刑法在疫情防控下呈现出积极主动干预姿态,提升现代治理体系及能力的任务更加紧迫。刑法必须通过规范补强,及时有效地供给疫情防控期间的法治需求。疫情期间的法定犯罪递增,极可能使刑事违法性判断更为复杂,预示着今后立法完善的迫切性。充分释放刑法保障功能与伸张积极一般预防有助于疫情防控。但基于疫情防控需要的程序从简应当控制在正当程序的边界内。从严从重打击防控疫情期间的犯罪行为势在必行,旨在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但宽缓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当辩证地处置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问题,保障公众知情权与自由表达的权利。

机构改革与组织法律体系的革新

机构改革作为涉及公权力行使主体和范围的重大改革尤为需要立法的引领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1982年首轮机构改革便开创了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性决定的形式赋予机构改革合法性的模式,并沿袭至今。这一模式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法定原则。本轮机构改革对党政机构和职能进行了深度调整,其中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更涉及党的工作机关职能的行政化问题,因此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要素,重构组织法定原则的内涵,并从思想、理论和立法层面革新和完善我国的党政机构组织法律体系,为机构改革提供立法引领和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想

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背景,根据法律体系构建原理描述了中国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结构,指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应由政策优先向法律优先转移。从概念研究入手,立足于国际经验比较分析,根据中国宪法原则,提出了关于中国保障法律体系内容和结构的初步设想。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法治化的制度成本

地方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进程中重要的制度供给路径。当前改革实践中强调改革举措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先行先试法治化成为发展趋向。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改革中的“良性违法”在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时削弱了改革的正当性;新区先行先试的法治化推进则在重建正当性的同时抬升了改革的制度成本。应当在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法治化推进中引入制度成本观念,平衡效率与正当。具体路径包括:法理观照现实,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扩大地方立法权限,鼓励差异化制度竞争;简化法律调整程序,提高制度供给效率;积极运用授权机制,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强化容错免责机制,降低制度试错成本。

美国公司法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公司法联邦主义所呈现出的公司市场规制竞争以及规范二元主义有其历史背景,在此格局形成过程中,联邦政府曾多次介入。无论是一开始的罗斯福政府时期,还是后来继任的塔夫脱政府,均试图干预并对公司法实施联邦化,并推出各种议案,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美国公司规制的进一步碎片化,致使公司法联邦化最终成为泡影。通过对美国公司法何以去联邦化这一历史演变的解读与分析,不难发现,公司法规则变迁路径需进行反思,商人角色的转换、公司定位的演变、压力性变迁的新型研究范式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公司法规则何以变迁这一命题。

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制度本质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多案例研究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