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塔夫脱政府对奥斯曼帝国的“金元外交”政策

在热衷“金元外交”理念的塔夫脱政府时期,美国向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不成功地推动“金元外交”的尝试。传统美奥关系不密切,双方贸易较少。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在奥斯曼进一步改革发展及帝国对美国印象较好等有利条件下,美国开启对奥的“金元外交”,推动“切斯特计划”和船舶建造等投资活动。但是,奥斯曼帝国外为列强所控制,内力争自身经济权益且政局动荡,加之投资公司缺乏耐心、经验不足,美国政府举措亦有失当,最终美国推动的投资项目遭到失败。

奥斯曼帝国移动的边疆与脆弱的霸权

奥斯曼帝国疆域迅速扩大形成"霸国",而后疆土不断萎缩,被欧洲人看作"病夫",前期和后期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建立霸权时实际上很脆弱,但国势衰败时却又坚韧地挺立着,不曾丧失主权。奥斯曼帝国就是这样特殊的国家。对外扩张主要依赖军事力量,但帝国的崛起和霸权局面的形成,还有多方面的因素。摊大饼式地无限扩展疆土,却没有来得及或者不善于规划如何进行内部管理,这是霸权脆弱的根源。除了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和巴尔干东部的"腹地"之外,广大行省和属地几乎都是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地区",缺少有效管理,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改革及其意义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雄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国,但苏莱曼大帝之后日渐衰落。为了帝国的强大不被灭亡,它曾试图自我改造,富国强兵。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随之而来的是教育世俗化改革。教育改革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另外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诸多因素,也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是改革为凯末尔总统共和国时代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挑战—应战"的相互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性。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一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往、并极力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埋下伏笔。

略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以文明交往为视角

奥斯曼帝国晚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它不仅触发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意识,推动了民族建构,而且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的世俗化、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和宪政制度,同时也逐步推动了教育部门的世俗化、本土化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等。这些改革的成就为土耳其共和国所继承,而民族认同的困境、西方现代性与伊斯兰传统的矛盾等也困扰着国家的现代治理。土耳其现代化离不开东西方的文明交往,更离不开土耳其的文明自觉。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改革评析

奥斯曼帝国最先推行的西化改革政策就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改造旧军队以适应新形势。无论阿布杜.哈米德一世的改革,还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目的都是尽快"强兵",扭转军事上的败局,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但没有取得期望的成效。不过,改革政策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对输入外来文明有利。军事改革不成功,主要是难以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军队。每次军事改革都会触动军事贵族的利益,军事贵族与其他反素丹的力量联合,要挟甚至废黜推行改革的素丹,迫使改革措施搁浅。直到马哈茂德二世执政之后的第十九年,才彻底摧毁旧军队,为其后的改革扫除了障碍,并建立了新式军队。

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立法评析

奥斯曼帝国史上著名的立法者苏莱曼适应帝国发展的需要,修订和编纂法典,颁布新法律,尤其是《群河总汇》、《埃及法典》、《苏莱曼刑法典》、《奥斯曼王家法典》、《桑贾克法典》、《律书》等,保障了奥斯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了帝国的稳定。苏莱曼立法是伊斯兰法框架下的世俗立法活动,所立新法丰富了伊斯兰法律体系,所编法典保存了伊斯兰世界前辈法学家的法律智慧。

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美国公理会差会的首要传教目的地之一。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对美国海外传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先锋,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博弈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缩影,它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国"与"最后的穆斯林帝国"之间的文明碰撞。在与帝国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互动中,美国传教士始终以实现新教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程度的传播为目标,其宗教关怀下掩盖着谋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本质。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对奥斯曼帝国具有一定影响,它在促进帝国教育和妇女事业发展的同时,还间接助长了帝国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为帝国的解体埋下隐患。

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新航路开辟之初,旧商路贸易虽然遭到较大打击,但并没有自此一蹶不振。事实上,旧商路沿线国家积极应对新航路的挑战,努力维护旧商路上的贸易和国家利益。威尼斯、埃及采取外交、军事等行动试图阻止葡萄牙垄断印度洋贸易;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作战,并实施了一系列振兴旧商路贸易的措施。由于旧商路国家的这些措施以及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又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并与新航路并存、竞争,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繁荣。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开放与政治倒退

晚期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后经济有所增长,社会逐步开放,西化程度提高,同时并行的进程是:政府权力被素丹收回,由前几辈改革者开启的宪政之路中断,退到哈米德二世专制,而土耳其革命后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新的独裁。单从经济和社会改革层面看,专制时代延续了"坦齐马特"的改革并有所深化。修建铁路公路加强了帝国各行省的联系,对外贸易扩大,外国投资增加,落伍的帝国与世界接近。帝国境内许多城市建起学校、孤儿院、银行、电话局、医院,社会明显进步。正因如此,民众很难像以前那样被当政者蒙骗。素丹治理帝国遇到挑战,又不让权力受到限制,为维持统治费尽心机却埋下革命隐患。"青年土耳其党"核心人物的独断,把帝国引向战争,导致帝国崩溃。

试论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1558-1603

1558-1603是伊利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这时的新教英国为了在军事上对付西班牙等天主教势力,经济上开拓地中海贸易,主动和奥斯曼接触,寻求外交同盟和海外市场,但奥斯曼人凭借军事优势,不肯与之结盟,但对与英国的经济贸易有兴趣,两国在合作与对抗的微妙关系中,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与奥斯曼以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本文论述了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商业、贸易、手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等经济活动。伊斯兰教对待顺民(迪米人)的政策是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有限宽容政策的基础。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总体地位虽然低于穆斯林,但是犹太人能够较为自由地从事多种经济活动。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奥斯曼帝国犹太人在得到奥斯曼统治者较大程度的宽容和重用的同时,也为奥斯曼帝国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化催生的新芽: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西化改革为妇女教育的兴起带来诸多促进因素。随着报纸、杂志、书籍、电报等的引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和媒体为妇女教育发声,尤其强调妇女教育的权利不可被剥夺。政府颁布公共教育法,此后女子学校陆续建立,妇女教育也得到家庭支持。尽管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还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普及程度不能高估,但妇女教育的兴起,毕竟打破了传统奥斯曼社会对妇女教育的偏见,也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风气的转变,对妇女的婚姻家庭观念、就业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妇女教育的兴起也反映出奥斯曼帝国晚期西化改革取得的成绩。从长时段来看,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妇女教育是中东地区历史上妇女进步和解放的起点。

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外交关系评析

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都脱胎于塞尔柱王朝的废墟之上,它们在核心利益方面的严重冲突奠定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基调。在苏菲派盛行的背景下,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及其以什叶派立国的现实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秩序构成剧烈冲击。在应对萨法维王朝挑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强化了逊尼派的宗教认同,并加速了自我身份的构建。在核心利益上的争夺以及围绕意识形态产生的冲突,使得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呈现出以军事交往为主的显著特征,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格局,并由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奥斯曼帝国早期奴隶军队刍议

奴隶军队一直以来都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奥斯曼帝国早期,历代苏丹依据伊斯兰世界奴隶军队的传统和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奴隶军队,并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征兵制度,即从基督徒臣民中征召奴隶士兵。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军队纪律严明,不仅战斗力强,同时也增强了苏丹的绝对权力。

论奥斯曼帝国传统奴隶制及其影响

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制由来已久,对整个帝国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在早期帝国的征服过程中,奴隶提供了大量兵员。随着战争的结束,帝国内有许多奴隶从事家内劳动或者成为家庭成员。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于帝国的冲击,帝国传统的奴隶制也随之动摇,但是帝国的奴隶制有其自身的特点,使之在帝国一直存在。直到帝国的崩溃,它才作为一种制度消亡。

论包税制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

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离不开财税的支持。国家能力的运行离不开财政税收。财政税收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在奥斯曼帝国,包税制变迁与国家治理发生了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财权分散化时期;第二是中央集权化时期。财税体制分别在两个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最后,包税制是当时早中期奥斯曼国家治理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它的缺陷成为坦齐马特时期被废除的关键影响因素。

奥斯曼帝国16-18世纪装饰艺术的多元文化分析

奥斯曼帝国装饰艺术的形成是伴随着它的征服活动完成的。整体来看,这些复杂多变的装饰艺术是帝国视野的展现;从装饰细节看,它融合了中亚、东亚、西亚、欧洲与前期的拜占庭文化、塞尔柱克文化等。奥斯曼帝国流行的几种装饰风格也是奥斯曼本土与外来艺术家和工匠们在融入自己熟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宫廷审美做出的适应性改变。16-18世纪是奥斯曼装饰艺术繁荣发展的时期,文章分析了此时装饰艺术中不同来源的装饰元素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借以说明奥斯曼帝国装饰艺术的发展是多元文化交往的结果。

试论奥斯曼帝国金融体系的近代转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伊斯兰国家信贷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金融业高度发达,而且还发展出与有息贷款功能相同的商业技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了19世纪,帝国财政需要,欧洲贸易与商人融资的需求等因素使奥斯曼引进了西欧的一套金融体系,并经历了西欧国家控制金融发展的过程。后来,在土耳其青年党时期发展出一批由国内资本集团控制的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并建立了具有央行性质的奥斯曼国家信贷银行。奥斯曼帝国金融体系的这一近代转型历程,既是传统金融实践发展的自然结果,又受西方的影响。这一近代转型本质上是内生型的。

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及其影响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冲突不断。其主要分为对中欧和东欧地区进行争夺的陆上冲突以及对地中海及其周边国家进行殖民争夺中的海上冲突。同时,双方的霸权争夺更是斗争的重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欧洲政治局势中争夺有利地位,二是在欧洲政治均势之中寻找平衡点。双方更是通过海陆军事斗争确立了新的秩序冲突与融合。冲突在于对领地的扩张和自身地位的提升;融合在于政治的联盟和寻求均势平衡。两者间的互动促进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