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义务违反:犯罪参与理论的语义学问题

为了追求稳定、清晰的犯罪参与理论,有必要首先确定统一的正犯概念。正犯是违反义务的人,而这种义务来自与该犯罪行为有关的初级行为规范。通过对规范语句中“应当”“必须”等语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规范遵守的事实条件不属于规范命题的内容。在前述语词分析的基础之上,可以将规范划分为“应为规范”与“必为规范”两种类型,“必为规范”对于个人的约束就是所谓的义务,而规范实际上是行为的义务性原因。如果以语义学上合理的、限制的正犯概念作为一般犯罪理论的基础,并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那么所有超越亲手犯的共犯形式都是刑事责任的扩张。因此,所有扩张的共犯形式之可罚性证立都需要一项建构性的成文法规则,而从教唆者与帮助者行为描述中可以衍生出相应的次级行为规范。基于前述思考,对于共同正犯的理解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从可避免性的界限的角度考虑,不宜采用分工关系理解共同正犯;二是无法通过将共同犯罪理解为集体人责任的方式来证立共同正犯的责任;三是共同正犯之共同性被定义为相互参与(相互代表)。

也谈道德应当与伦理规范

从杨国荣论道德规范的观点出发,试图进一步对道德规范的形而上学根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对中外哲学史上的"道德困境"以及与日常语言中关于"应当"的四种基本用法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道德应当"的本质也许首先不在于设立绝对标准进行评判裁决,而是在活生生的历史情境和进程中,在人心感动和德行示范的基础上,对作为道德德性而传承下来的"道德本分"进行不断地激活、充实、改善与化育。

伦理规范:制度性事实与应该——对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批判性反思

是与应该、描述与规定之间的连接和过渡问题是道德哲学与伦理规范基础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塞尔试图通过制度性事实理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获得的只是构成性或制度性的应该,对于伦理规范这样的制度性事实,需要的是对于其"应该性"的"证成"。

对经典竞技规范伦理学的反思

经典竞技规范伦理学中的竞技规范,仅仅是可供选择的对象,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实。因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即任一竞技规范的合理性需要被判定,竞技规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应该”不仅表现出了规劝的软弱性,更为致命的是它本身的无根性。这种无根性使得任一竞技规范系统表现为或是不相容的,或是不完备的,或是不可靠的,因而是无效的。

从“是”到“应该”--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理论的逻辑进路与有效性限度解析

论文在细读《从"是"到"应该"》一文以及《翻译的模因》一书的基础上,对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理论的逻辑进路及其有效性限度进行了解析,指出在切斯特曼那里,通过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实现从"是"到"应该"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将"应该做X"的含义化约成了"为了与一般人接受的标准保持一致,就需要做X",通过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实现描述与评价的双重目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将评价活动中"好"或"不好"的含义化约成了"与某一特定社会关于翻译的价值观相符合或相抵触",二者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陈述。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译文评价的解释、说明与预测,但它本身却无法承担译文评价功能。

新伦理学要义

内容提要行为之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说到底,不过是行为之事实如何对于道德最终目的——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和增进每个人利益——的相符抑或违背之效用,因而是通过道德最终目的,亦即道德终极标准,从行为事实如何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符合道德最终目的的行为之事实,就是行为之应该,就是具有正道德价值的行为;违背道德最终目的的行为之事实,就是行为之不应该,就是具有负道德价值的行为。这就是可以推演出伦理学的全部内容、全部对象的伦理学公理。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一个道德价值推导公式:前提1:道德最终目的(道德价值主体)前提2:行为事实如何(道德价值实体)结论1:行为应该如何(道德价值)结论2:与行为道德价值相符的优良道德(优良道德规范)

“应该”和规范的逻辑前提

规范要得以存在,必须具备两个逻辑前提:存在各种选项可供人们选择和人们在选择的时候具有自由意志。在此逻辑前提下,人们在自己自由可控的范围内,确定可供选择的选项是什么,并通过对各种选项的比较,从中甄别出何者为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要求的选项,从而通过指明应然性规范以引导人们必须选择某一特定的行为。因此,"应该"所体现出来的规范,是在人们面临的选项多样化、选择可自由化的逻辑前提下,引导人们选择所有选项中的最优者,并限制人们依凭自己的自由意志随意作出选择。

《劳动合同法》强制性规范研究--以“应当”语词为视角

强制性规范不仅是一个立法技术性问题,还体现了立法者的指向性偏好。“应当”属于具有强制性意蕴的语词,承载着《劳动合同法》构建和谐稳定劳资关系的立法宗旨。按照承载内容的表达方式差异,可以将内含“应当”的规范分为宣示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及惩戒性规范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涵摄具体的制度表达。《劳动合同法》中强制性规范的法价值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阐释。对含有“应当”语词的强制性规范审视需从强制性规范与意思自治之间的利益衡量切入。利益衡量的必然性在于法律规范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以及法律规范语言是利益衡量的产物。对强制性规范的完善思路要注意避免落入形式化、机械化和片面化的窠臼。

论动物伦理的绝对命令和实践规范

文章从创新性地探索动物伦理中的"是-应该"的休谟难题入手,通过元伦理学方法论证动物伦理的价值规范的形成过程,对道德判断和逻辑判断的形成机制进行心理学考察和现象学考察,从而提炼出动物伦理的总价值规范——禁止肆意伤害动物的绝对命令,再在此总价值规范下延展出实践上的禁止肆意杀害动物、禁止肆意虐待动物、禁止肆意侵害动物的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三大实践规范。

规范性理论的可行性约束——对埃斯特伦德论点的分析

如果一个规范性理论所给出的指令是不可行的,那么这一理论会因此是错的吗?对这一问题,埃斯特伦德提供了两个论证:'自私比尔论证'和'制度原则论证',这两个论证并不完善,而为了更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区分规范性理论包含的行为指令和制度指令是必要的。在'自私比尔论证'中,埃斯特伦德认为,任何因动机无能而不可行的指令都不因此为假,这个结论并不完全准确。动机上的缺陷,作为一种阻碍因素,可以在对制度指令产生可行性约束并使其为假的同时,对行为指令的真值不产生影响。在'制度原则论证'中,埃斯特伦德认为,如果一个指令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仍然不可行,那么这一指令也不必然为假。埃斯特伦德的结论无误,但论证过程有待修缮。对于满足如下形式的理论C=应做A与应做B如果事实D,事实D的真假,不影响C的真假,事实D不对C产生可行性约束。

论规范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改变世界与改变自己为指向,规范既与"做什么"及"如何做"相关,也涉及"成就什么";在本原的意义上.它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存在形态、存在方式。与目的性规定相联系,规范内含价值之维;以实然与必然为本,规范又有其本体论根据。从形式的层面看,规范与"理"相近,具有外在的、非人格的特点,但其现实的作用却并非隔绝于内在的意识(心):它的引导或限定意义往往需要通过个体的理解、认同、接受、选择而实现。规范与个体及其意识活动的关系,具体展开为心与理的互动。作为制约存在形态与存在过程的当然之则,规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所以可能的条件,后者既体现了规范普遍、公共的社会品格,又展示了其历史性和具体性。

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一种本体论研究

"伦理规范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关于伦理规范的基础及其他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论证,以伦理规范的根本性特征和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为基础,并与人类作为意向性地具有意识和自我理解的生物而存在的特征相关。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研究,对于伦理学理论中描述与规定、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为全球化时代伦理规范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视角。

道德善、理性化与法的规范性——以哈特理论为中心的反省

法律的规范性是法律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概念之一,并且学者通常以"应当"作为规范性的核心含义。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何谓"应当",那么就会逐渐引出"可辩护性"的概念。哈特的法律理论之所以是重要的,就因为是他首先意识到可辩护性的重要意义。不过,可辩护性背后隐含着"道德善"的概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是错误的?并不必然,要想系统说明应当、可辩护性与道德善这三个概念,就必须借助对于"理性化框架"的整体说明,而法律实证主义在这其中就存在着诸种成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