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名称涵义之争已经构成了一段学术公案。该书为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其油印本中缝题名的迁变与厦大课程体系改革相关。事实上,鲁迅自题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其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回到鲁迅的用词语境,"古代"或指远古到东汉末年,或指上古至隋。鲁迅所用"汉文学"实际上指汉字书写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之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与文学史著作名称的变更。"中国文学史略"改作"汉文学史纲要"是带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实践,却被长期忽视。

胡适两部文学史的缺失

《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形成于胡适对文学革命的酝酿、倡导时期,实际上它们又是胡适为自己"文学工具革命"的主张在构建历史依据,在做合理性阐发;正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两部文学史有着明显的"六经注我"倾向,也就使得两部文学史在客观性、科学性上存在诸多缺失。

生长的经典与文学版图的重构——学科史意义上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进化论为基础,抓住语言工具的变革,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转移向"白话文学",由此在"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思想启蒙意义上,将"民间"理想化为新的文学经典。然而,隐藏在"民间"话语背后复杂的现代性纠葛在中国文学的言文之分、雅俗之分、源泉之辨中,反而愈加呈现出胶着的面貌。突破现代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以及大众文化的学科界限,《白话文学史》在全媒体时代启迪我们的是:如何以更开放的眼光与胸襟寻找经典新的生长点?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近代白话通史修撰中的体裁、语言与格式问题——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几个探索

在中国近代新史学与语体文兴起的脉络中,“白话修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取向。近代白话通史的修撰,大体上沿着宋代以来的口语说史与近代新书面语(语体文)创制两个方向前行。1922年完稿的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白话通史的体裁、语言与格式等修史形式问题上作了有意识的探索,与此前二十多年间的近代白话演史多有区格。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革命与新史学革命的“事中人”,吕思勉始终实践在重建书面语与新通史的第一线,却又与文学革命及史学革命皆保持着相当冷静的距离。他并没有陷于文−白及述−著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以更为整体的视野去考虑国文、国史的重建问题。他对于“白话文”的追求在于既取其“浅”与宽,又希望保留它与原始史籍的“精神”纽带。其实践方向是包括史钞体裁、新国语文体与新征引格式在内的整体化方案,以求重建近代中国叙史(尤其是通史)的新书面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中西新旧逐渐对立的时代语境中是颇为独特与深刻的。

从反叛走向和解——论百年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一百年前,新文学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应运而生。新文学领导者的文化立场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偏执性、新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新文学诞生之初所处的弱势和"备受压制"的地位共同决定了这种反叛的激进性和彻底性。历经百年,新与旧之间的相对性以及新文学与"传统"的内在关联为新旧文学开辟了一条走向和解的道路,在对百年新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包容多元的文学史观、将现代旧体文学重新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具象化的书写。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格局的时代,重提传统文学的价值有着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新的意义,可以指引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自身的独异性,找到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信。

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处理

郑振铎的《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分期,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文学论争的定性,对新文学运动群体性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视角及史化处理手法,对现代文学史写作及研究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再版述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В·П·瓦西里耶夫(汉名王西里)1880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曾经是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13年将其再版,并附加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的中译文,实为对中俄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的一大贡献。王西里书中对"中国文学"内涵和性质的独特界定,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赞誉,以及他作为域外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运用的比较视角,对当代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及中国本国的文学史研究都有积极意义。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实证精神、进化观念与历史眼光——论胡适白话文学史观的科学主义向度

白话文学史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核心形态之一,真正架构这种文学史观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的非胡适莫属。正是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以实证、进化和历史眼光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真正成为白话文学史观的内在义理,进而促成中国传统的以"文章辨体"、"历代诗综"为主体的文史之学顺利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之学。因此,考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及其背后的科学主义向度,对于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早期的白话文学史观及其深层的复杂机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文学史视野观照下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自问世以来备受争议。文章以横向界说白话文观念和纵向铺展白话文与古文之争两条线索为切入点,从提出白话文学观念的历史环境和文白之争的历史演变着手,进一步阐释《白话文学史》在文学史视野观照下所凸显出来的文本特征,进而挖掘该著作本身的意义与历史局限。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始末

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是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重庆分室作为该研究室仅有的两个分室之一,对包括古建筑、民居与历史园林的在内的地区建筑遗存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参与了中国建筑史多个稿本的编撰,探索了历史和地方传统与建筑创作的结合,并着手译介了多个语种的外国建筑文献,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成果。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党史与文学的“肝胆相照”——评常勤毅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

常勤毅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是一本以文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或者说是站在文学史与党史的交叉点上来研究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被认定为与中共党史"配套"且十分重要的"辅助教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该书的探索和尝试更表现在作者站在党旗背景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些作家比如蒋光慈等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上。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命名的更替看文学史的书写

"新文学"和"现代文学"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命名的更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延续和代替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生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诸种文学经验被不断改写,一些不合时宜的因素被扬弃,在此一时代是主流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另一时代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如何选择、确立文学经典是关键问题所在。

贺凯文学史观再认识——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心

贺凯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统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阶级论分析方法解读文学。本文分别论述贺凯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具体实践,最后联系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理论,反思唯物史观及阶级论在文学史著述中的缺憾。

从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看文学史书写体例的现代转型

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以白话文学史的书写作为创造新文学的基础与建设新文学的门径,呼应了当时语体和学术的现代转型趋势。相比前辈学者,他具有更加明确的纯文学史观;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他吸收了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学说以及法国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理论,着眼于揭示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注重时代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他于书中专设"中华民国文学"一章,有意识地将民国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起点,实开民国文学之端。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校勘札记

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汉文学史纲要》注释和文字错误进行辨正,共指出并纠正存在的事实、文字错误20余处。

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最早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著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史著的篇幅,打开了撰写中国文学史著的新格局。敦煌俗文学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内文学史家用翔实的敦煌文献分析了俗文小说兴起的原因,将敦煌变文视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把白话小说的起源时间追溯至五代之前,并根据演进过程将其分为3个支派:完全保存原来面目,一半保存着本来面目,以及采取俗文学的体制而另外创作一种新的作品。海外汉学家同样重视敦煌文献,他们更多地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敦煌俗文学,将其与后世的散文、诗歌和讲唱文学等联系对应起来,以彰显其宝贵的文体学价值,也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敦煌抄本提供了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财富。海内外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敦煌俗文学的书写和论述,提高了其影响力,推动了它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