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heritance of Hardt and Negri to Marx’s Thought: 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Biopolitical Critique

In the Empire Series,Hardt and Negri attempt to develop biopolitical critique to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Hardt and Negri develop their own biopolitical critique based 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oucauldian biopolitics.In the meantime,many arguments of biopolitical critique come precisely from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dentifying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as the hegemonic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production,Hardt and Negri accomplis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biopolitical critique.However,such assertion does not mean a major ruptur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biopolitical critique.On the contrary,it only implies an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Moreover,if regarding Foucault’s discussion about political economy and biopolitics as a medium,then the conclusion can be made:There are overlaps between biopolitical critiqu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he source of biopolitical critique can also be traced directly back to Marx.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时间逻辑为主线,在阐发其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所构筑的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提炼出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指向革命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其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前提性批判。其中,着重探讨了早期批判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扬弃。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向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其中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是其理论在当代失去批判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其一,建立在“需要体系”基础上以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核心展开的批判;其二则是资本逻辑成为显性逻辑后由“欲望体系”所构筑的主体生成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同步演进,不仅体现出批判理论面对资本逻辑试图保持的自觉意识的抗争,也为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资本逻辑所展开的批判带来了更多借鉴和思考。

数字技术、精神政治与权力治理的辩证法——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管窥

韩炳哲通过揭橥数字时代精神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功绩主体的生存境况,形成了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他宣称福柯、阿甘本等人建构的生命政治,无法接榫功绩社会的运行规则,因而必然走向“终结”,被数字精神政治代替。作为新自由主义权力治理术,数字精神政治凭依数字技术操控人的精神高地,以一种肯定、温柔的方式形塑功绩社会的文化情境,诱使功绩主体浸润在形式自由、情绪释放、精神感化、游戏体验的虚幻幸福中,忘却资本的奴役和物化,反而聚焦自身,主动优化自我,最终形成自我剥削。针对数字精神政治的全面渗透,韩炳哲提供了走向他者、去心理化和回归“痴傻”等柔性抵抗技术。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提供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智识来源,但仍存在主观主义、非批判的人本主义等缺陷,亟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武器予以回应和拨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与方法论变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联系研究背景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和方法论变革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逐渐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评价,进一步确定了其研究对象,而且逐步确立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以及对逻辑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还体现出与其哲学层面研究发展的双向促进。

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批判

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依据人的类本质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反而得以加深和蔓延: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丧失得更加彻底、工人的劳动更加失去自主性、虚我与本我关系倒置,乃至有可能导致人类主体性的全面消失。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改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资本与科技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能力。目前,在尚不能彻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扬弃”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和蔓延的异化现象,须采用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在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方面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需要范畴及当代价值

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是一个基础性的范畴,它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绝对的核心,需要不仅失去了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反而成为被资本操控和利用的对象。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工人只能生存于劳资关系中,人的需要完全依赖于资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需要范畴能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看到需要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应重赋需要的真实意义,并发展与满足更为全面丰富而又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需要,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社会生产本体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哲学

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界定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的“元理论”和“前结构”。从总体上看,理论界存在着一种回避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态度。如果不能科学地界定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刻阐明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那么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应该遵循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在逻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将其本体论界定和确立为生成论意义上的“社会生产本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从契约论话语重构到契约论批判的进展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他曾于不同语境中对契约论的理论话语进行指涉,并从重构契约论话语走向彻底的契约论批判。从《论犹太人问题》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以市民社会-国家的结构来解释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的结构,并展示出后者的历史性维度。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展开了契约论批判,揭示了“自然状态”的历史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暴力性,以及“社会契约”对这种暴力的神秘化。马克思对契约论的批判不只是对契约论话语的理论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学批判——韩炳哲的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

在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框架中,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其所塑造的功绩社会,其中,功绩主体作为精神政治的主体化症候,在透明化加速社会中显现、在同质化暴力裹挟中生存、在数据拜物教规训中异化。功绩主体以责任和风险的内在化、个体化增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治理能力,精神政治在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延续和再生产。因此,精神政治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批判层面,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深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体系当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生成逻辑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肇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对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德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生成的理论前提;对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异化劳动、拜物教性质、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和超越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终价值旨归。

《资本论》文献若干问题刍议

依据庞大的《资本论》文献研究《资本论》思想是《资本论》学研究的新趋势,但什么是《资本论》文献等问题还需深入讨论。《资本论》文献是指与《资本论》创作和形成有关的文献,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摘录、笔记、批注、手稿、著作和有关书信,以及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过程中产生的编辑稿、最终刊印稿和有关书信等。《资本论》文献可分为核心文献、基本文献、一般文献以及扩展文献。对《资本论》文献,应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长河的视角来把握,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巨著的宏大图景来理解,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辩证联系来研读,基于理论批判和建设的相互关系来思考,基于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朋友等相关人士的互动关系来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平台租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批判——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中心视角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分析数字平台租金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将土地所有权法律—经济运动转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历史叙事。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化运动为起点,土地平台租金实现了资本对农业工人的统治与剥削,并书写了“平台租金一般”的理论构架。数字平台租金是平台租金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形式,并未脱离“平台租金一般”的基本规定,同时在当今又表现出了不同于土地平台租金的三种特性。然而,数字平台租金垄断化发展的背后却是二重性的剩余价值生产逻辑,最终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践性支配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助于在学理层面上深化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而且可以预防数字中国建设中可能发生的疑难症候。

数字社会的抽象统治及其超越路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

抽象统治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它塑造了支配市民社会的利益取向,构成了机器大生产中劳动者的抽象化危机,将现代社会置于程序化的路径依赖。抽象劳动是抽象统治的现实基础,抽象时间则是抽象统治的规训方式,资本主义的时间暴政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数字抽象是抽象劳动的时代形态与最新进阶,数字资本主义实质是由包括资本、私有制度与一般数据所统摄和操控的社会系统。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在数字时代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力支撑。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数据和数字平台是数据殖民主义形成并发生作用的两大支点。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殖民主义属性,只有在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数据关系中,数据才成为资本牟利的手段和殖民的工具。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倾销构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基本形式。相比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虽然在殖民内容、殖民过程、殖民途径上有所不同,但是依然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殖民的目的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并无根本上的不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和批判数据殖民主义,既要看到数据殖民主义扮演“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又要批判其中蕴含的深层数字劳动剥削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数字收益分配不均导致南北贫富拉大、数据拜物教盛行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后果。唯有如此,方可全面把握数据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众包劳动是在数字平台强中心化的聚合效应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加持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劳动方式。数字平台一方面凭借其信息聚合的网络效应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劳动场所,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的算法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方式。众包劳动自由灵活的表象与强大的劳动控制之间的悖论导致劳动关系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已有研究的部分观点认为,平台资本主义中的众包劳动所涉及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提供了有力解释:第一,从众包劳动本身而言,脱离雇佣劳动关系不代表摆脱“剥削”;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是分析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体系下分析众包劳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数字劳动:概念厘定、权力关系与主体性问题——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要件是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作用下形成的新型劳动-资本关系,其中对数字劳动的批判构成前提性的问题。依循马克思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需要将数字劳动概念置于劳动与资本的特定生产关系中来界定,而不能仅从单纯技术演变的维度对其作抽象泛化的理解。数字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重塑劳资关系的经济空间,产生了平台资本这一资本新形态。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的关系是这一阶段上轴心的生产关系,并带来“数字劳动异化”这一劳动异化新形态。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它的剥削机制相对于传统雇佣制劳资关系更加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虚拟个人”是在数字劳动中生成的一个新的主体概念,并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形成对“现实个人”的反向生产。对数字劳动主体性的解放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向度中,推动“资本主体性”向“劳动主体性”回归,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现实生产关系的积极变革。

资本逻辑研究的五重维度

资本逻辑作为当代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而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资本逻辑的解读过程中,学者们围绕“内在规律说”“增殖运动说”和“双重意涵论”三种阐释进路展现了资本逻辑的理论内涵。不仅如此,学者们还系统梳理了资本逻辑在经济、制度、意识和权力关系运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辩证分析了资本逻辑对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即在对资本推动生产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诸如公平正义、生命宰制、不平衡发展等系列问题的实质性批判。在辩证把握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瓦解论”和“驾驭论”成为应对资本逻辑的基本策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就教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以在理论阐释和现实对接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驾驭资本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为深化21世纪资本主义批判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新局面。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性”概念

“社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一直以来很少被明确阐述和严肃面对,尤其是在面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社会性的断裂和矛盾的背景下,社会性概念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或规范,长期以来却受到了大众的一些“误解”和“偏见”。重新梳理和审视马克思的社会性概念,不仅是出于一种理论上纠误的需要,更是出于一种批判分析当下社会问题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对于马克思来讲,社会性不是简单化的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外在的社会结构,而是表征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需要和社会利益实现“有机联系”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