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欧阳棐墓志疏证

欧阳棐为欧阳修第三子,其道德文章虽酷肖乃父,然传世文献有关其生平仕履之记载却不甚了了。诸家史传如《东都事略》《四朝国史》《宋史》等,俱本于欧阳棐的好友毕仲游所作之《欧阳叔弻传》,且在转述过程中,时有擅自发挥而致误者。河南新郑出土的《欧阳棐墓志铭》为还原欧阳棐一生之真实行迹提供了最为直接而可靠的材料,比之于毕《传》与诸史传,不仅更为详细,能补诸家史传之缺,且能正诸家史传之误。

论欧阳修诏令变革复古的四重维度

作为北宋仁宗朝引领文坛风尚的名臣硕儒,欧阳修以缙绅雅望的文学成就和尊崇清贵的政治地位,独步文坛,激扬士气,矫正文风,倡导并引领一代文学之变革;与之相应,其任“两制”词官期间的诏令文章也从古雅简重的典事、层进转合的章法、省净散化的语言和情理相参的议论四个维度有力回应其所倡导的复古及“以文体为四六”的变革主张。

论宋型文化视域下欧阳修《采桑子》的闲适意趣

在宋型文化的影响下,宋词更加注重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欧阳修以个人的学识修养、审美品位与复杂的人生经历,借助词的抒情属性在《采桑子》组词中以颍州西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词作中建构了深婉的词学意境,表达了闲适的生活意趣,寄寓了对颍州西湖秀丽山水风景的眷恋之情以及流连光景的闲适情怀,呈现出对传统意识的超越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特点。同时,欧阳修词的创作又促进了宋型文化的发展,使宋型文化更加具有兼容并蓄、雅俗互通的文化特质,对宋代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欧苏政论文之人情

欧阳修与苏轼的人情观念以儒家性情论为基础,欧阳修以“情”代“性”,不言性而言情,注重修人事。而苏轼更进一步以“情”为“性”,秉持性情一体的整体观。二人的人情观在政论文创作中分别表现为“见风俗而修人事”与“近人情而尽天理”的宗旨、“宽”而“渐以教化”与“利”而“以义相和”的治民之方,以及“上位者之思虑”与“同位者之相亲”的待民之道。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流传演变与文化阐释

欧阳修《泷冈阡表》碑传说的故事重心自南宋以来经历了志异、褒文、旌孝三个阶段的流传演变,逐渐形成了欧阳修送碑、龙王借碑、鲁直檄龙、灵龟托碑、朱圈碑文等动人情节。情节呈现出不断传奇化、具体化、世俗化、伦理化的趋势和特点。碑石、碑文、作者以及孝的伦理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该传说的物质内核与精神内核。该传说主要流传于江西中部吉安市及江西北部鄱阳湖一带。其经久不绝、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是《泷冈阡表》文中“至孝”的观念警动人心,感天动地,贴合了民众的价值追求。《泷冈阡表》碑传说的传播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一“孝”的扩大过程对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都有积极意义。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风格与实践形式

就古代散文创作而言,欧阳修可谓开创了一代文风。探讨和研究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理论和散文创作实践,有助于清晰地梳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宋代诗文创新的理论动力。具体来看,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主要体现为:关注时政,主张“致用”;注重审美,“六一风神”;革新理论,积极践行;等等。这些方面对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欧公不喜杜诗”再辨

“欧公不喜杜诗”是宋代刘攽《中山诗话》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经典看法。但对欧阳修《六一诗话》及相关诗文作品的分析表明,欧阳修对杜诗相当推崇。“欧公不喜杜诗”最初是受刘攽个人性格以及宋初诗话嘲谑之风影响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欧阳修的误解。

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欧阳修诗歌“物趣”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起多状“物”。与“物”相关的诗歌类别包括山水诗、田园诗或文人诗、隐逸诗等,又随着文明发展演进,宋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就为文学拓宽了很大广度,融入琴棋书画、金石器具等“物”文化的内容。欧阳修喜爱金石,以“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不同视角,融情入“物”,欧诗带有宋时文人独特的物之趣味。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庐陵文人的德语译介--以欧阳修为例

庐陵文化孕育出了具有正气和良知的庐陵文人整体文化性格,这也是庐陵文人的地域个性。庐陵文人以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周必大为领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学、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推动地方文化传播与发展。欧阳修是庐陵文人的重要代表,他不仅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宋代文学史上新一代文风,在经学、史学、农学和谱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欧阳修著作约在14世纪中期,传入其他东方国家;在19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国家。1883年,他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德国,自此历经近140余年。译介文本既有集中于山水景色和政治国家的诗词,也有赋、散文、诗论、小说等,题材广泛,相对较为丰富,详细介绍了文人及其思想。

“深婉开少游”辨

冯煦所言欧阳修词“深婉开少游”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深婉”是唐五代确立词体以来的基本特征,少游之“深婉”也非由欧阳修开之。冯煦此论目的性较强,意欲抬高欧阳修的词史地位,并迂回褒扬家翁冯延巳。且就实际创作看,欧、秦词“深婉”之内蕴大不相同,故今人不应将古人语奉为“金科玉律”,应理性全面地看待之。

欧阳修书信中的“风神”之美

“风神”是欧阳修书信的典型特征。其书信在情感意蕴上丰富深厚,尤其抚今追昔之书信,感慨淋漓,俯仰沉吟;在表达方式上善于采用转折、抑扬、悬念、对比、铺垫等手法,层层递进,纡徐婉曲,一波三折,而虚词的使用更使其情韵悠长,姿态横生,呈现出与元祐文人书信不同的风貌。深厚的情感意蕴、独特的表达方式、别样的语言特色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了其书信“风神”之美的形成。

“虚处生情”——论欧阳修应酬性园林记的写作策略

两宋时期,园林营建极多,邀请名家为未曾寓目的园林作文蔚然成风,应酬性园林记应运而生。应酬性园林记既要适应应酬的需要,又要兼顾园林的特点,还要符合记体文的规范,故而在距离限制与文体约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较难创作的写作困境。为了应对应酬性园林记的写作困境,欧阳修在写作策略上进行了积极的调整,最终通过化虚为实与避实就虚两类策略顺利完成了创作。欧阳修着意在虚处作文章,其实是有其内在动因的,不拘于形的审美观念、文与道俱的创作追求、小文章系大时代的创作理念共同构成了欧阳修应酬性园林记写作策略运用的内在动因。

《六一诗话》所见晚唐诗学观及其影响

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创了以笔记体论诗的先河,这一新的诗学批评文体成为宋代诗坛重要的论诗形式。同时,《六一诗话》始终贯彻了欧阳修的诗学理论,并提出“白乐天体”与“西昆体”两诗学术语,虽未明确提出“晚唐体”,但通过《六一诗话》对晚唐之时期界定、代表诗人及诗歌风格的批评等相关记述,仍可知欧阳修的晚唐诗学观。这一诗学观影响了后世的诗学理论,且关于晚唐诗学的评点大多可追溯至《六一诗话》。

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科举制是宋代统治者大力推行的教育考试制度,承担着选拔人才的重要任务。宋代士大夫发迹于科场,对取士制度的发展动向密切关注,多次掀起科举改革的争论。治平元年,司马光建议改革省试录取制度,提出“逐路取人”的设想;欧阳修反对其观点,维护原有取士制度,坚持“凭才取人”的原则。这场围绕取士政策展开的讨论,涉及派别利益、人才观念的多方差异,反映了对考试“至公”的追求。虽然司马光“逐路取人”的建议当时未能落实,但对后世考试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在至和、嘉祐时期的交游与古文运动再解读

学界往往认为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知贡举选拔了诸如曾巩、苏轼等古文大家,是古文战胜其他文体的标志。其实梳理欧阳修至和、嘉祐时期的交游,便会发现作为“文宗”的欧阳修在当时难求“接班人”。研究欧阳修周围士大夫文学观念时,也会发现即使与之交好,也并不尽受其古文观念的影响。此外,他自己在朝廷担任翰林学士之际,也难免受其职位的影响创作骈文。而古文“战胜”其他文体的最初印象,很可能来自其子欧阳发与其友韩琦在欧阳修去世之后对这件事的构建。新世纪以来文学史多受胡适白话文学的影响,往往认为古文战胜骈文,然而这并非当时的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