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启蒙与都市审美——论民国京剧“红楼戏”的两种价值取向

民国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蔡元培、鲁迅等人对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推介,京剧界内部的民主思想高涨,以梅兰芳、欧阳予倩为代表的“红楼戏”创作,形成了较为积极、鲜明的反封建的价值取向。另外,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极度繁荣,大批新市民娱乐消遣的需求刺激“红楼戏”产生了着眼于追新逐异、言情风月的娱乐价值取向。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不管是反封建还是娱乐价值取向,最终都让位于救亡图存,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论欧阳予倩对《长恨歌》的新剧改编

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积极从中国古典名篇中进行情节摘选,不仅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进行舞台演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多角度尝试,还根据唐代诗词《长恨歌》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走向,创作了戏曲剧本《长恨歌》。在改编过程中,欧阳予倩保留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的有机组合,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进行融洽,在具体的文本改编中,体现个人的艺术表达,满足当代观众的接受水平。在新剧《长恨歌》中,欧阳予倩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着意表现反抗奢贵君王的气节,在表现安禄山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编树立了典范。

中国传统戏曲现代化的尝试——以欧阳予倩桂剧改革为例

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将他一系列桂剧改革的理论与主张融合于具体的实践中,这种尝试实际上贯彻了"改戏"、"改人"、"改制"三并举的方针,这种对旧剧全方位的改革经验为后来新中国戏剧改革所运用。可以说,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

论欧阳予倩对《桃花扇》的改编

欧阳予倩三度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并创作了电影剧本《新桃花扇》。他在改编时尊重和依托原著,并未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完全推倒来另编故事,也不是为改编而改编,对原著照搬照抄,而是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相结合,在改编中体现时代变化,表达时代诉求,以便当代观众的接受和欣赏。他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在描写忠奸斗争之外着意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并在表现李香君精神气质的同时强烈书写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且努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本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写树立了典范。

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之间的友谊断断续续维持了三十余年,这在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是较为少见。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手法上,也都曾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非矛盾。因此,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其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谷崎润一郎与湘籍现代戏剧家交往史考证

1926年谷崎润一郎重返中国,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化名士进行了交往。其中,他与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湘籍戏剧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成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而且扩大了谷崎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在桂林的戏剧改革活动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是桂林最为活跃的戏剧家,也是国统区戏剧救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强调戏剧改革的重要性,积极培养戏剧人才,整理传统剧目,创编新剧,改进排练和表演方法,开创了桂林文化救亡的新局面。桂林的戏剧改革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全国性意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

本文作者通过对日本歌舞伎与欧阳予倩戏剧的比较分析,认为,歌舞伎的“间”、“隈取”、“点”、“歌舞分开”的特点与欧阳予倩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欧阳予倩的戏剧现、戏剧创作、戏剧改革意识均与他观照歌舞伎相关,所以,学习欣赏欧阳予倩戏剧,应该掌握日本歌舞伎的特色。

欧阳予倩编创《桃花扇》演出与接受论析

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先后将其改编为京剧、桂剧和话剧,并成为二十世纪除原剧外影响最大的《桃花扇》故事文艺作品。京剧《桃花扇》首演于上海更新舞台,后又由北平艺术馆等多次上演。桂剧《桃花扇》是他开展的桂剧改革实践的成果和范式之一。话剧《桃花扇》首演于台湾,欧阳予倩后来又做了多次修改,而在情节上存在一些疏漏。

桂学与“桂林文化城”研究——论“桂学之用”与“新西南剧展”活动

"桂学"指的是广西地区的学术文化。"桂学"的发展进程上有一个特殊的阶段,即"桂林文化城"阶段。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开始,到1944年底,大批文化人与文化机构聚集于桂林,桂林为抗战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桂学",也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放射炫目的光芒。对"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刘泰隆先生对"桂林文化城"时的鲁迅研究做出了总结概括,苏关鑫先生的"欧阳予倩研究",全国著名,其"桂林文化城"研究,成果卓著。当前,黄伟林教授等"桂学之用"团队,组织大学生重排"桂林文化城"话剧,"新西南剧展"活动的开展,成为"桂学研究"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典范。

欧阳予倩与广西省立艺术馆——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桂林是抗战时期文化的大后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坐落于桂林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无论在建筑样式、建制职能还是文化活动均堪称卓异。而欧阳予倩是广西省立艺术馆机构的创始人、艺术馆馆厦的创建人及西南剧展的创办人,艺术馆成为当时一批汇集在桂林进步文化人士的舞台和阵地,唤醒和振奋国民为民族独立而战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论欧阳予倩的喜剧创作

欧阳予倩是我国现代在戏剧艺术上的一位“全材” ;喜剧是他的戏剧创作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 ;主要从爱情、婚姻和妇女问题取材 ,逐步从单纯的爱情喜剧发展为较广泛的社会讽刺 ,风格由温婉、轻松的明快、泼辣 ,结构精巧 ,喜剧性强 ,是其喜剧创作的基本特点 ;其喜剧代表作《屏风后》明显受到欧洲世态喜剧《造谣学校》

男旦与摩登女郎:欧阳予倩《潘金莲》的舞台演出及其形象变迁史论

1927年首演的《潘金莲》,是一部由时为新剧男旦的欧阳予倩亲自创作并担任主演的实验性新编京剧作品。本文着眼于对该剧作为京剧剧目上演之际报纸杂志所刊载的演出记录、剧照等舞台演出史料的梳理,集中探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的新编京剧以何种舞台形式来展示和表现女性形象,以及观众对男旦版"潘金莲"有着怎样的反馈和接受。在此基础上,结合该剧1936年重演时由女演员担任主角的版本,通过比较后者对欧阳予倩塑造的男旦版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扬,进而重新评价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在中国戏剧演出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近十年欧阳予倩研究述评(2004-2014)

学界对欧阳予倩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探讨,从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戏曲改革观、戏剧创作和桂剧改革等多方面对近十年来欧阳予倩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为今后欧阳予倩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张謇与欧阳予倩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南通也掀起了一场戏剧改革的热潮。在张謇和欧阳予倩的合作下,南通创办了在中国戏剧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戏剧学校伶工学社,对剧场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也为南通现代话剧运动奠定了基础。后来由于张謇与欧阳予倩思想上的距离,终于中途而废。但他们在早年的南通有过美好的合作,并且为南通乃至中国的戏剧改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予倩的电影编剧、导演与表演理念探析——《电影半路出家记》之外

欧阳予倩是中国电影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不仅编写或导演了13部电影作品,还撰写了关于电影编剧、导演、表演等方面的文章18篇。这些文章鲜有研究者留意,却是研究欧阳予倩的电影编剧、导演、表演理念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电影发展史不可忽视的资料。欧阳予倩的很多电影理念,比如对电影和戏剧不同艺术类型的深刻见解,对导演主导地位的肯定,对导演和从业人员互相配合与尊重各自创造的主张,对重视编剧的倡导,对剧本思想价值的关注,对提升演员修养和技能的建议,等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大的指导意义。这些理念不但对当时的电影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而且也是当代电影发展的宝贵指南。

广东戏剧研究所相关史料补遗--兼及对该所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思考

由于存在时间较短和资料缺乏等原因,学界关于欧阳予倩先生1929年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多,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有所忽视。广东戏剧研究所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以及整个华南地区戏剧教育和音乐教育的发展,集聚和培养了一批戏剧、音乐和其他艺术人才,并与后来的私立广州音乐院和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所存在延续和传承的关系,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积用成体:欧阳予倩对现代戏剧本质的诠释探赜

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发生,经历了写社会人生之真、求现实与浪漫双美之合和援西体以合中用的过程化进路。他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也在此进路中不断丰富:戏剧主题内容的现实性作为戏剧的主导性质,推动着创作手段的多元化和审美追求的多样性。同时,事实与价值视域下对艺术与思想关系的探微,亦能重新审视欧阳氏戏剧理论中唯美与写实、艺术与政治之关系。

抗战动员中的地方“戏改”及其艺术社会史意义——以“桂剧改革”三场讨论为中心(1936—1940)

抗战期间,"桂剧改革"在传统地方戏曲的现代转换方面进行了首次较完整的历史性实验。"桂剧改革"的取径与方法并非如后人回顾的那般顺遂自然,而是在三场重要讨论中艰难成形:1936年的讨论,对桂剧应以抛弃、改良或改革的去路争持不下。1938年的讨论,迫切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在"旧瓶新酒"的讨论中渐重于改良之径而忽视"艺人"的问题。1939年至1940年前后的讨论,伴随欧阳予倩二度入桂及大批文化人会集于桂林,以历史考辨与现实观察为基础,在继承过去改革"戏曲"思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改革"艺人"及其主体性塑造"机制"的方法。这一理论取径与方法思路的艺术社会史意义在于,它为其后"桂剧改革"实践的正式展开乃至新中国"戏曲改革"方针的制订提供了潜在的历史参照。

白话文化与“孤岛”电影:《木兰从军》的现代性制作与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视域,运用白话现代性的理论方法,将“孤岛”时期的电影《木兰从军》(1939)置于社会、技术、政治等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通过对文本的重读,探究“孤岛”时期上海“影戏”再生产时的文化背景、进步电影人的制片原则以及对民族电影理论的生成与影响。试图透析“孤岛”时期上海电影的美学形成与内外成因,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经典文本从文学到艺术的多重互滲,侧面透视中国早期电影媒介具有启蒙女性追求自主与解放意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