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ibu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South Se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odern Times

Contribu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South Se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odern

近代华侨华人与我国南海资源开发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最具海洋意识的社会群体之一。受近代中国政府优待奖励华商政策影响,华侨华人率先参与并主导了东、西沙群岛的开发,其中以陈武烈、何瑞年、冯德安、周苗福等人较为典型。上述人物的活动可以证明,华侨华人对海疆开发做出过一定贡献,在南海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前南海各方积极寻求合作的形势下,对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应当予以重视。

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

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有限,加之海上风浪等不确定因素共同催生了"漂流人现象"。《太平广记》中所辑之漂流人故事生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不仅登州在中外海上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海外往来的重要据点。通过对漂流人故事的分析考证,唐与新罗、日本、虾夷国、琉球群岛等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海的交通情形可从中窥探一二,并且随着唐与域外海上交通往来的频繁,唐代国人对海外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在环南海地区发现历史

受欧洲中心论以及精英史学等思潮的负面影响,对环南海地区历史的研究与该地区现实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在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受历史发展延续性规律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没有划上句号,反而从原来的奢侈品贸易向大众生产生活必需品(例如大米与劳动力商品)贸易转化,双方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上述交往关系不仅影响了环南海地区的社会变迁,对当时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跨国主义、华人移民和国家——南海华人网络视野下的跨国主义研究反思

跨国主义理论的提出,意在对全球范围内文化杂糅以及人员、物品、资本、技术等等的高速运动和联系及社会、文化变迁做出解释,它被认为超越了民族—国家对于移民研究的局限。然而,跨国主义理论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并不是根本性的,究其原因,在于其生发的历史经验和认知角度,源于近现代加勒比海岸中的殖民扩张和现代国家建立,以及随后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跨国主义除了是一种现象,也是与这种现象对应的特定的研究范式,其背后存在一套关于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特殊预设。南海区域内的华人移民和商贸网络及其研究构成了探索和思考跨国主义研究的起点。然而,在民族—国家研究框架和跨国主义视角的局限下,这一区域内的华人移民和商贸网络研究早期在"文化"—"经济""本土化"—"中国化"的两极摇摆,晚近跨国主义对这双重矛盾的超越,亦并未构成根本性挑战。如果说华人移民研究能够对于跨国主义理论有所挑战和进益,尚需完成两项工作:探讨跨国过程与国家—社会之间相互构成的方式,以及对中国近现代进程中国家—社会关系及世界视野进行反思。

晚清至民国东南亚华侨史之学术批评

东南亚华侨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虽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已渐成型,但其学术批评仍显滞后。学术的发展应与学术批评相伴而生,而华侨人物与名著的批评是华侨学术批评史所要关注的最基本内容。具体来看,许烺光、潘光旦在移民因素问题上都批评陈达著作对生物学因素关注不够,许烺光还对移民影响做出了反思与批评,许烺光的批评逻辑性强,态度也较尖锐,潘光旦的批评显得较为理性和温和。许云樵将南洋华侨研究嵌入南洋研究之中,其对学术史的分析和批评是站在南洋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和评价的,作为南洋研究其说颇有见地,作为南洋华侨研究则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学术批评要想做到相对客观,必须要摒除预设立场,以"移情式"理解来对待所批评的对象。

国家与网络之间:战前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侨小微商号的经营策略

已有关于战前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多遵循两个路径:一为关系与网络;一为国家。前者强调华商企业对华商网络的依赖,后者主张应重视民族国家对华商网络形成的制度约束,进而影响到华商企业经营策略上的抉择。从新加坡"白三春"茶行的经营策略来看,其较为成功地融合了"民族国家"与"华商网络"这两种被已有研究视为对立的社会资源。一方面,该茶行将自身经营行为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演变的主旋律相结合,以获得来自祖籍地及中国的助力;另一方面,藉着历史时期形成且发展至近代的华商网络,茶行灵活运用移居地区的本土资源,在采购与销售两端缓解20世纪以降各种跨国危机对其日常经营所带来的冲击。透过"白三春"茶行的经营实践,可进一步加深学界对二战以前海外小微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