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ual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ist State and State-Run Enterprises

argues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both a general relationship,i.e.,between enterprisesand the state a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superstructure,and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ofproduction,i.e.,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stat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wn-er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socialism in China the statehas the ultimate right of ownership while the enterprises have a relative right of owner-ship within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The two rights of owner-ship determine an identity in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in-terests.These ownership rights entail a certain degree of commodity exchange between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One of the tasks in reform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s totake this dual relationship into consideration.

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市上市公司2003～2004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对于非强制性社会责任，在国有产权控制和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强制性社会责任，在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

政府控制、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进一步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终极控制人进行回归,发现政府终极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越高。另外,通过对不同控股方式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终极控制人通过复杂组织结构方式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上述研究发现,为认识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入的证据,进而为厘清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新的补充证据,并对理解不同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控制权及其分离--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比较分析

自LaPorta等人首创追溯公司终极所有者研究方法以来,国际上涌现出大量研究各国大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文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却被国内外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视。本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高度集中且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严重分离,但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比较进一步表明,直接和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演变路径;在控股家族财富、控制意图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较低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倾向于构建复杂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因而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

董事会治理、产权性质与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的作用与效果,以及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水平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高水平的董事会治理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其中,合理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对代理成本起到直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为有效。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代理成本与董事会治理关系并不明确,完善董事会结构的投入反而增加了代理成本。本文解释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抑制作用的原因,并对发挥董事会治理作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运行效率提出了建议。

金字塔股权结构、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

本文以2005年我国270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内部资本市场假说"和"终极股东利益侵占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复杂性与上市公司全部非银行借款率、短期非银行借款率显著正相关,即金字塔股权结构越复杂,所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上市公司越倾向选择非银行借款,这表明金字塔股权结构确实发挥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作用;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总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程度越低,避免了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相反,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小,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程度越高,从而引起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资产负债率增加。

管理层防御会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吗?

本文选取2006~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管理层防御对零杠杆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监督治理质量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都能够降低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可能性,且零杠杆公司的CEO更替-业绩敏感性低于对照组公司。结果表明管理层防御是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并不受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而非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受到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及演变

本文基于终极产权论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所有权结构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高度集中,国家和私人是第一和第二大终极控制人,他们通过间接持股的方式实施对企业的最终控制。2004年以来,从数量上看,国家作为终极控制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比例显著下降,私人控制的比重显著上升,但是从资产上看,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资产由国家最终控制,私人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资产比重很小而且还在下降。

金字塔结构下最终控制人的盘踞效应与利益协同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金字塔结构下最终控制性股东的盘踞效应与利益协同效应。本文发现最终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并非总是诱发最终控制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而最终控制权在不同区间所体现的控制能力以及最终控制性股东对控股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是影响与小股东之间代理关系的主要因素,两者结合更好地解释了最终控制性股东的控股动机。本文通过经验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结论。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终极产权控制下的私利行为及其治理——基于异质控制机制的研究述评

有学者通过追溯产权控制路径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上市公司受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终极控股股东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交叉持股和优先表决权的一股多票等方式实际控制着上市公司,对公司行使不对称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从而引起控制权私利行为等代理问题。文章从终极产权控制理论发展脉络出发,重点梳理和总结了双重股权结构、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交叉持股等三种异质终极产权控制机制下的控制权私利行为及其治理途径。

现金股利是“掏空”的工具还是掩饰“掏空”的面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终极所有权性质与股权融资成本——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依据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差异将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进一步划分为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采用2004~2013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民营企业作为参照基准,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2）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股权融资成本没有系统性差异;（3）事业单位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没有系统性差异;（4）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5）在五类企业中,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更低,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更高。

终极控制人性质、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风险

以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转型经济环境下终极控制人性质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越大,企业风险越高,但缺陷修复能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的风险程度显著更小,但相对央企而言,地方国有企业更容易出现风险,尤其在治理环境差的地区,地方国企的风险程度显著更高。研究表明,不同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导致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风险的不同影响,这既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也进一步昭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终极控制权、代理问题与公司融资政策

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差异会引起不同的代理问题,进而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公司的融资政策是控制权人意志的反映,控制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是非控制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约束条件),控制权人要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必须将其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并形成公司的政策。由于控制权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拥有控制权,而公司的融资政策会对控制权的配置产生影响,因此,公司融资政策的制定要在掌握公司控制权与其拥有的可控资源之间做出权衡。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两权分离、治理环境和终极人性质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受治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上述治理环境与股权融资成本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是否与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研究发现,(1)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2)治理环境本身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且治理环境的显著改善能弱化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3)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较低,且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治理环境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正面作用。

终极控制股东,社会资本与银行贷款契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检验终极控制股东(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类型)、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契约(贷款利率、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担保),以及终极控制股东和银行贷款契约之间的关系如何受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越大、金字塔层级的数量越多,银行贷款契约越倾向于紧缩(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金额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贷款担保越严格);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多、终极控制股东类型是国有属性,银行贷款契约越倾向于宽松(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多、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越宽松)。(2)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削弱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对银行贷款契约的负向影响,有助于增强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国有属性的终极控制股东对银行贷款契约的正向影响。

两权偏离度、政府干预与目标债务期限决策——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债务期限结构相关理论的指引下,揭示终极控制股东会基于代理冲突和财务风险的权衡确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债务期限结构,并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理论推演终极控制股东和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的目标债务期限决策,并采用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检验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偏离度(两权偏离度)、政府干预程度和企业目标债务期限水平的关系。具体来讲:(1)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偏离度和目标债务期限水平显著负相关;(2)政府干预与目标债务期限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3)政府干预削弱了两权偏离度和目标债务期限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