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量刑合意的效力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涉及控辩量刑合意之于法院的效力,其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控辩合意→法院确认”“法院让渡量刑权”等对美国辩诉交易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差:在法律规范层面,量刑协议对法院并无约束力;即使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亦对最终量刑有实质影响。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中的“一般应当采纳”解释为量刑建议对法院的刑罚裁判具有约束力,无法通过控审分离准则的正当性检验。从量刑权属之辩回归量刑规律本身,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实体性标准是“量刑建议适当”;“量刑建议没有明显不当,法院即应采纳”的论断有违法学方法论上的要求;但法院应对量刑建议给予适当包容,这是“一般应当采纳”所内含的一种对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引导。在程序维度上量刑建议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即法院拟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不得径行做出裁判。第201条第2款设定的程序控制是以法院的告知义务为重心。法院负有告知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的义务,更为关键的是法院对被告人的告知义务。一审法院违反告知义务是否导致发回重审的后果,二审法院应基于辩护权保障做实质判断。

Plea Bargaining in Crimin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order to settle criminal cases promptly and save on judicial resources, using plea bargaining to settle criminal disputes is both an immediate need and a rational choice for China. In the applic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multiple values, including efficiency, justice, harmony, and tempering severity with leniency, Plea bargaining should be applied in cases that do not involve a felony, should be based on a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and should be limited to bargaining over penalties. Plea bargaining agreements are entered into by the procurator and the defendant, and do not extend to the judge.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上诉困境的检察因应

囿于违背法律规范、背离刑事司法实践、过分强调价值追求等弊病,认罪认罚被告人仅为谋求刑罚裁量或执行上的额外优惠,在法院已采纳量刑建议且无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仍仅就量刑问题提出上诉的行为未能得到有效规制,现有规制被告人仅就量刑问题提出上诉的方法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面临着无法有效规制此类上诉的量刑上诉困境。悔罪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以上诉时的悔罪状态为标准,被告人仅就量刑问题提出上诉的行为可被类型化界分。为有效规制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仅就量刑问题上诉,以及应对量刑上诉困境,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加强释法说理、优化量刑协商、强化律师参与保障等方法促使被告人形成持续稳定的悔罪状态。对于被告人在不同悔罪状态下提出的上诉,检察机关应在准确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及公诉职能予以针对性应对。

Controversy Over Orchid Settled with Guilty Plea

美国人Michael Kovach发现一种稀有的名贵兰花花种"夫人履(Ladyslipper)",如今他却要面临重罪控告(felony charges),何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把花从南美携至美国已经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Kovach倒是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plead guilty),但这并非此案的终结,因为Selby植物园、一位兰花研究专家以及这朵花的名称Phragmipediumkovachii都被牵连了进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诉关系的重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施,推动侦查、起诉、审判、辩护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侦查和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案件的关键阶段,受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仍然呈现以侦查为主的诉讼样态,侦诉机关存在权力失范风险。因此,应当重塑认罪认罚案件的侦诉关系,在审前阶段实现侦查和起诉的有机配合,构建侦诉协作的审前“大控方”格局。同时,应完善刑事指控的证据标准体系,激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的良性互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审关系

实然状态中异化了的控审关系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积极冲突、消极冲突和“沟通过剩”,原因涉及“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冲突、诉讼重心转移下权力与责任配置的错位,以及审方对于控辩合意的真实性与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能力的质疑。控审关系异化会造成被追诉人利益、制度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性的巨大牺牲。应然状态下的控审关系应在实现理念“双向奔赴”的同时,建构与权力重构相匹配的法官卸责机制,健全旨在提升合意真实与量刑能力的配套制度。

企业合规整改中的认罪认罚问题

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试点检察机关普遍将认罪认罚作为对企业启动合规考察的必要条件。然而,要求企业认罪认罚的前提性条件,即将企业视为“人”缺乏规范依据,企业意志的代行性阻却认罪效果,企业违法行为定性的争议性导致认罪难。尤其是,认罪认罚的负面声誉还会降低企业合规整改的意愿。因此,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将认罪认罚作为对企业启动合规考察之条件的合理性。未来,或可通过企业承认指控事实替代认罪认罚条件,从而既能达到表达悔过意愿、固定案件主要证据的效果,也能避免发生牵连无辜股东、损害企业信誉等问题,进而为继续拓宽企业合规从宽路径打下坚实的基础。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肯定企业刑事合规的缓诉和免诉功能。

认罪认罚抗诉:立场偏移、问题厘析与制度因应

实证表明,认罪认罚抗诉的监督纠错功能正逐渐退化,对抗属性愈发强烈。认罪认罚抗诉的对抗属性主要存在于反制型和争议型两类抗诉中,前者是控方对“失信”被告人施加的程序性制裁,后者源于控审关于从宽程序话语权归属的分歧。认罪认罚抗诉在实践中存在抗诉权力失范、诉讼效率克减、二审裁判失衡等问题。为此,需从诉前、诉中、诉后三个维度维护认罪认罚抗诉程序的运转秩序,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与二审程序救济价值的平衡。具体而言,应规范抗诉启动程序,推动检察抗诉回归监督本位,避免抗诉权的不当扩张;建立二审分流机制,强化控辩二审协商“合意”,简化二审审理程序;明确二审裁判标准,厘清控审权力边界,实现裁判统一。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具结状:辨义、类别与性质借鉴——以巴县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为蓝本

具结是清代司法诉讼中为确认信息真实而实施的一种保证行为,甘结是具结时制作的各种保证文书,二者在清代司法中均适用广泛。具结状,简称结状,作为甘结中的一种,一般出现在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是意在了结案件而由原告、被告、邻佑、乡保等人上呈地方州县官府的书面保证文件。根据内容的不同,结状主要分服判类、和息类、担保类、检验类和收据类等五种,具有突出的证明性、复杂的合意性和不充分的保证性。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保障认罪认罚实质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尝试考证清代具结状相关史料内容,以期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体现法治人文关怀,追本溯源,传承中华法系法治文化思想。

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内部监督保障促进检察官正确行使裁量权研究

检察裁量权由检察权派生而来,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检察使命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其扩张趋势潜在地影响着刑事司法政策转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等诸多方面。因此,优化检察裁量权行使亟需强化内部监督,正确处理好权力配置间的张力关系以及“放权”与“收权”之间的平衡问题。就监督模式而言,域外关于平衡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的关系处理以及信任和匹配监督的方法运用可为我国提供一定借鉴;就具体路径而言,可自明确权力清单配置、强化内外二维监督协调、优化业绩评估考核模式、落实依法履职免责机制、构建检察裁量权立体监督网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检察内部监督体系,实现案件质量、办案效率以及责任分工的有机统一。

生态环境损害刑事司法积极合作模式的建构

调查取证面临特殊困难的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与严格要求程序正义的“对抗性刑事司法”模式不匹配,导致环境刑事司法难以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发挥应有作用。与传统刑事司法不同,环境刑事司法中国家追诉机关与被追诉人的立场并非完全对立,亦可能建立在修复生态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上,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共识,共同制订生态环境修复计划。这种新的司法范式不仅有助于救济生态损害,还能够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并促使被告人自觉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有关部门要以积极合作司法理念为指引,构建以“损害环境媒介”为罪种特征的罪名;借鉴国外辩诉交易等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环境刑事司法领域通过形成认赔从宽共识,率先构建积极合作司法制度,纾解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困境。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