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企业债务融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论文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PSM-DDD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使重点城市重点行业的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显著下降,并且其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以及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尤为显著,这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政策,而且具有引导企业外部融资的效果。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为准实验,以2008-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DID模型从微观层面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将绿色专利数分为了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型专利,分别代表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运用PSM-DID模型和DDD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研发补助能够正向调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

新农保对贫困脆弱农户消费的影响

贫困脆弱农户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关注人群。文章基于消费视角,利用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8年数据,使用绝对贫困线(2300元/年)和相对贫困标准(每人每天3.2美元)下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利用PSM-DDD模型分析新农保对贫困脆弱农户消费及其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根据参保状态、年龄展开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在绝对贫困标准下,参与新农保对贫困脆弱农户的人均总消费能力有促进作用;而对消费结构而言,参与新农保能显著增加衣着鞋帽、日常和文教娱乐的消费,但会明显降低医疗保健支出。上述影响在相对贫困线下并不显著。(2)群体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绝对贫困线下,缴费参与新农保显著增加了贫困脆弱农户的人均总消费支出,并提高了食品、日常和文教娱乐的消费;而领取新农保则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农户的人均总消费水平,并对文教娱乐的支出产生抑制效应。上述影响在相对贫困线下则基本不显著。(3)年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新农保对60周岁以上群体的人均总消费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低保障水平而不显著。新农保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抓手,在进一步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揭示的关于新农保对贫困脆弱农户消费影响的结论,可为该政策的改进提供具体方向。

改革迸活力：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相对贫困,在东部地区率先开展的扶贫改革创新举措。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将为扶贫改革试验区创新扶贫形式的推广提供证据支撑与经验借鉴。本文以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6年东部八省共14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逐年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多期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促进当地发展的作用,然后采用三重差分法验证地区异质性所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最后利用中介效应分析讨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推动当地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并形成持续作用的"良性循环";并且,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上,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应不存在省份差异,但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上存在省份差异;进一步发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提升城镇人口数量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并通过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来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基于所得结论,本文提出应积极推广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实施经验,各地区需因地制宜地借鉴学习,坚持改革为本建设幸福乡村。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再评估——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设计

本文基于1994-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1)西部大开发有效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夜间灯光亮度(经济发展水平),但只体现在短期内,长期政策红利逐渐消失。(2)政策没有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政策在具有良好经济基础,高市场化水平和高行政等级的地区能够发挥出更显著的作用。(3)机制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主要通过加快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以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挤出效应、金融业发展不足和人力资本存量质量不足导致西部地区长期陷入"政策陷阱"。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西部大开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