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悠悠之念”:纽约体验与白先勇《纽约客》的创生

“天地悠悠之念”是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从“纽约故事”到“纽约客”系列转变的重要表征,与作家本人的纽约体验息息相关。此前研究对这一概念的阐发有所忽略。通过对白先勇在纽约的“冷/热”感知体验与《纽约客》文本的对读,可以归纳出“冷/热”的隐喻系统,进而囊括历史“冷却”的时间跨度,构设“天地悠悠之念”的生成条件,并在“醉酒时刻”的意义上阐发“天地悠悠之念”的最终生成。“天地悠悠之念”作为白先勇及其笔下人物共享的“纽约客”感觉结构的展现,在《纽约客》文本中得到了凸显和赋形。在此意义上,“天地悠悠之念”同时可以作为进入白先勇其它文学文本的路径,而对“变”中之“不变”的“纽约客”感觉结构的捕捉也为白先勇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白先勇惯习的形成及其对《台北人》英译的建构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方兴未艾。文章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出发,探索白先勇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的形成、特点与相互关系,揭示其翻译惯习形成是"结构化"了的结构以及这种惯习在其翻译活动中的"结构化"作用。然后以《台北人》为例,印证该翻译文本是白先勇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协同《台北人》译者群体惯习的"结构化",这种"结构"通过翻译场域进一步"结构化"社会,完成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循环。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探析

《台北人》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其英译由作者白先勇与同事叶佩霞和编辑高克毅合作完成。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分别从惯习、资本和场域三个层面对《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历程进行分析。首先考察白先勇文学惯习和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介入,分析合译者叶佩霞和高克毅各自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并探讨《台北人》译本在不同文学场域中的播迁,以期透视该作实现成功英译和传播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

试论白先勇文艺生涯与书法文化

从文学与艺术的整合视野观照白先勇,便可以看到他将文学家的才情、想象与戏剧家的编导、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创造了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文艺世界,也丰富和美化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文艺家,白先勇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符号进行艺术再造,在传统昆曲的复兴上,白先勇巧妙化用传统书画,真正实现了其所追求的"昆曲新美学"。由此在弘扬源远流长、融情献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化,以及创新、整合书法文化与文学戏曲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聚焦文本·深度细读·实事求是——吴新雷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本文是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和吴新雷教授的对谈录,内容关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根据红学专家吴新雷教授对《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阐释,刘俊将其言说概括为"聚焦文本、深度细读、实事求是"三大特点。

伤逝——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倾向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他的文章,语言精美,主题深刻,具有悠远的境界和无穷的韵味,许多作品已成为华语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白先勇的小说,体现着他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悲怆与怅惘中使人的灵魂震颤,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白先勇真正做到了用文字来表现人内心中无言的痛楚。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

梳理白先勇文艺的出版与研究

本文从编辑职业和研究前期准备的角度,把白先勇文艺的传播与接受梳理了几个板块,包括白先勇作品的出版——中文出版、英文出版、其他语种出版、《孽子》的出版情况;其中中文出版最大一块是在台湾,其次是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还有舞台剧和影视剧改编、推广昆曲、演讲会及获奖(荣誉)、研究白先勇的论著、传记与单篇论文的基本情况等。

白先勇小说与音乐的互文性解读

白先勇在小说中常常引用歌曲名称或歌词内容,化用音乐典故,借音乐来抒情、烘托氛围、象征暗示人物的心境与命运,音乐参与着白先勇小说意义与形式的建构,使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朦胧美,成为小说富有表现力的有机成分之一。上海时代曲、台湾民谣、外国音乐共同建构了白先勇的音乐感知系统,每一种音乐书写中,白先勇都将自身与音乐有关的独特生命体验融入其中,音乐与小说人物、作家人生相互指涉,暗含白先勇对生命、离散的感悟。上海时代曲承载着上海时代的繁华往事,也携带着战争与流离的创伤性记忆;富含台湾本土特色的台湾民谣与哭调倾注了白先勇对宿命般的悲惨人生的关照;外国音乐书写则展示着在流离、追寻中的自我放逐与自我安置,蕴含着他复杂的、变迁的中国性认知。

浅析白先勇和田纳西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白先勇、田纳西.威廉斯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剧作家却能在各自作品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而其各自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散发出她们特有的魅力。这些女性人物在时代背景、身世遭遇、性格特点等三个方面有着某种契合,虽然她们来自不同国别、不同阶层,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悲惨结局。她们的迷茫失落是一代代人共有的青春创痛,也更是一代代人共有的时代创痛。本文选取三部作品《谪仙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欲望号街车》的女性人物形象,通过对这三方面的评析,加深我们对这些迟暮美人的理解,深化我们对时代变迁的认识。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呼唤中华文艺复兴——“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澳门大学授予白先勇荣誉博士学位并举办"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除搜集并呈现一些背景材料外,主要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和会议召集人朱寿桐在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从本雅明“废墟”美学看白先勇《台北人》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提出"巴洛克"的"废墟"美学,从古典悲剧到德国悲悼剧的转换中揭示了一种贯穿了时间和空间的另类的现代性。此美学体系以"废墟"为表现对象,以"寓言"作为表征形式,并表露出"救赎"的愿望,是一种"废墟——寓言体"。白先勇之《台北人》就可归为这类表达体,他描写了一群从大陆到台湾居住的外省族群的故事,并将其"寓言化",表现出一种忧郁的艰难的身份认同,作家试图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进行消解,用"流动的国家"的概念对此类人表达他的救赎愿望。

灵魂经验、身体历史、个人想象——评白先勇的地方书写

一直以来,学界对白先勇短篇小说中"去国离家"之痛有多番探讨。但实际上,小说中呈现出的个人化地方书写也值得关注。本文就试图借用文化地理学的相关概念,来探讨白先勇在书中,对上海、台北、纽约三地的地方书写。三个地方的书写,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象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不同的书写模式也反映了作者不同的精神指向和价值观念。本文旨在推敲白先勇如何将真实地理景色,转化为充满个人经验、记忆、想象的地方。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历程和历史经验

昆曲是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形式,它的文化价值和青铜器、宋朝瓷器是一样的。昆曲是我们的文化瑰宝,这么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走到今天,它的那种"美"与"情",仍然让人感动;它美到极致,到了接近于完美的那种境界,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学。我们使昆曲"回春",恢复它的青春生命,并藉昆曲为例把我们的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给我们的中华文化复兴一个启蒙范例;这是我的梦想,也希望在进入21世纪的承平时代,我们再来一次中国文艺的复兴。

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他将西方现代主义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置换为今—昔比照的无常变化。以佛教的“四法印”来观照,白先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是通过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来完成的。在文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白先勇没有走上佛教“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并且他将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相融合,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的境界。

空白与充盈——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叙事策略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处处充满着“空白”的叙事艺术。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视角转换灵活多变,运用缺乏心理描写的全知视角,采用有距离的旁观者视角,以视角的遮蔽造成小说的“空白”;在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常进行情境化的写作,对部分故事情节进行隐没,同时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增加小说的“空白”张力;语言运用含蓄节制,但又能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情感力量。同时,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暗讽和细节让文章在“空白”之余反而更有内涵,让“空白”不至于沦为虚无。

论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听觉叙事

世界华文文学大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拥有丰富的声音资源。在叙事策略及技巧上,白先勇一方面以音缀事,借助贯穿文本或具体事件或人物意识流的声音景观,赋予小说叙事以整体性,使个人笔下的“孽海情天”有色亦有声;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小说中的各类声音景观丰富的象征意义,既可见人物命运的表征,情欲与死亡的联系,也有对普世之爱的象征。此外,白先勇还充分运用以声衬情的策略,在表达人物个体心境、情绪的同时,凝聚了作者的历史意识与命运意识,映衬苍凉的人生情境,折射出作家的悲悯情怀。听觉叙事在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探究白先勇小说中的声音景观,也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现白先勇艺术世界魅力,并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传统复兴与中国经验——海外视野下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改编与传播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是由著名海外华文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戏剧精品,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成功与白先勇在海外视角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把握当下时代脉搏、重塑古典美学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息息相关。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汇聚两岸三地艺术精英,打造了一个文艺复兴的舞台艺术精品。从《牡丹亭》的艺术改编来看,具有鲜明的琴曲书画、舞台空间等多种艺术形式跨界、现代和传统、高雅表达与底层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体现出了“昆曲新美学”的追求,这一艺术追求与白先勇横跨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游走大洋彼岸、对古典创新的深刻体察密不可分。从青春版《牡丹亭》的传播来看,团队坚持原班人马,借助国际化视角下的大学场域、公共空间、视觉文化设计、精准定位受众群体等手段,青春版《牡丹亭》成为继梅兰芳之后最盛大的中国戏曲事件,还传播到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等国家,十多年来在国内外演出近400场,掀起了“昆曲热”“古典文化热”。青春版《牡丹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复兴中国民族文化、重塑古典美学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从时空错位的身份重构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生命救赎

白先勇小说《一把青》写出20世纪40年代外省族群颠沛流离到中国台北的地方想象。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结合文学地理的空间角度做文本探讨。主人翁朱青因国共内战被迫从南京迁移到中国台北生活,身为军眷的她,从历经丧夫之痛的彷徨无助到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交际花。本论文借由其后殖民主义理论里的“阈限空间”概念,分析小说角色在空间移动过程的身体书写,进一步从空间的错位试图找寻朱青“他者身份”的重构,终于使她在大时代的纷乱里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