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关系之再议

本文是基于早年相关研究的一个重新思考与讨论。以往研究认为西藏山南地区11世纪末叶的扎塘寺壁画所呈现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主要是南亚的波罗面相与吐蕃化了的服饰的一种组合,在艺术传承上应该是10-11世纪新进入的东印度波罗风格与原有的吐蕃王朝时期旧有传统(蕃式服饰)相互融合而致。新的研究表明,扎塘寺壁画人物图像的孤立性是因为即使它接收了11世纪卫藏新进入的波罗艺术样式,但其主体,无论是人物面相还是服饰主要都继承的是唐代吐蕃王朝时期的艺术脉络,并与吐蕃占领之下的敦煌石窟艺术有密切关系,从而证明即使是西藏地区在北宋年间仍能看到敦煌艺术或明或暗的影响,且远在边陲的卫藏地区仍与中国西部佛教艺术整体流变有着密切关联性。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敦煌藏传佛教壁画舞姿研究

敦煌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古印度波罗艺术、藏传佛教仪轨与汉地美学思想相融合的产物。藏传佛教壁画舞姿以“开胯式”的腿姿与夸张的“三屈式”身姿为显要特征,其核心要素在8世纪以降的波罗艺术中业已成型,并在卫藏地区有所强化。敦煌壁画中舞者的身色身姿、空间布局、思想理论与实证修习的结合等方面承继了藏传佛教的造像传统,并在乐器类、供器类、法器类舞具的使用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为研究西夏至元代敦煌与周边地区的宗教乐舞、相关礼仪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史料。

扎塘寺壁画艺术渊源再探

扎塘寺壁画在11世纪卫藏艺术环境中存在“孤立性”:扎塘寺壁画所代表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在11世纪卫藏并不具备普遍性。它与11世纪出现在卫藏的大昭寺壁画与唐卡遗存,时空背景相同却缺乏可比性,造型风格也明显不同;即使是被认为关系密切的夏鲁寺壁画,彼此之间也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从图像学角度分析,扎塘寺壁画至少占60%以上的艺术因素均与吐蕃王朝后期流行于敦煌中唐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样式相关,但二者在年代上相距两百余年,地理上也相距遥远,彼此如何衔接才是研究的关键。文章认为,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在卫藏因吐蕃王朝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在甘青西北吐蕃中仍有延续并发展成为“波罗—中亚”艺术样式,10世纪后期才随“下路弘法”从多康之地再返卫藏。壁画中出现的精美的汉服供养人形象,也间接地证明了卫藏与西北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的特殊关系。通过比较与考证,文章提出结论:扎塘寺壁画继承了8—11世纪佛教吐蕃化传统,同时部分吸收了11世纪新进卫藏的波罗艺术风格影响,实现了外来波罗面相与本土服饰的完美结合。12世纪之后新的印度波罗艺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扎塘寺艺术所代表的早期传统样式遂被完全覆盖,因此,其艺术史地位代表着“波罗—中亚”艺术样式在其结束之前的最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