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文化杂合:《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情节结构隐喻

: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不仅运用了侦探小说的情节结构,也运用了社会现实小说的情节结构,通过此种结构模式及借以"细密画"这一独特的象征物,他写出了两种绘画风格、传统与个人才能乃至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杂合,并以融合东方和西方的小说技法实践了他所倡导的文化杂合思想。

“与读者成为同谋”——论《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人称叙事系统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因其力作《我的名字叫红》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高超的叙事技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民族性特质的完美结合令东西方世界的读者折服。在"与读者成为同谋"的第一人称叙事中,有三个话语叙事系统:一是死者与凶手的话语叙事系统;二是动物与无生命物质的话语叙事系统;三是恋人间的话语叙事系统。这三种话语叙事系统,组成了完美的复调交响曲,真实呈现了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土耳其人对民族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存在之思。

“呼愁”——理解帕慕克作品的一片钥匙

本人认为"呼愁"是理解帕穆克作品的一片钥匙,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证:冲突与现代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以及自我与"他我"间的争斗,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帕穆克的作品是一曲哀怨动人、发人深省的"呼愁",是一曲帝国忧思的挽歌,而其作品之美就在弥漫其中的"呼愁"感。

“我是他人故我在”——解读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黑书》

在《黑书》中,帕慕克暗置了一个富于苏菲神秘主义意味的故事结构"我即凤凰",经由这一宗教叙事原型,作者深入地反思了写作、身份、文化三个层面中"自我"与"他人"的辩证关系,最终成就了具有深厚民族精神意味的诗学主题——"我是他人故我在"。

文学VS政治:帕慕克的文学思想探源

帕慕克以创作闻名世界,而其文学思想尤其是有关"文学与政治"的论述独树一帜,迄今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参照其创作实践,并将相关论述与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广泛比较发现:首先,帕慕克将"文学与政治"问题作出解说;其次,他提出另一种文学的政治性,并讨论了非西方的压迫社会的文学与政治的悖论关系,提醒人们文学批评与研究不能忽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此一重要特点;最后,他重新定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尽力创设一种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框架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框架,加深我们对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理解和研究。

土耳其妇女、延异诗学与两部复仇剧——解读奥尔罕·帕慕克的《雪》

20世纪80年代起,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焦点话题,引发了众多游行、抗议活动与社会冲突。在《雪》中,帕慕克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头巾问题是凯末尔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文化权力角逐的一个副产品,被遮蔽的是妇女的性别身份。其实,所谓的文化冲突是虚伪而荒谬的,每一个人与物都是一种延异性存在。在作品中,这种思考转化为苏纳伊与神蓝的武力交锋和渗透于每一个人物、建筑、城市以及雪景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对于如何面对这一现状,帕慕克给出的救赎之路是忘怀政治、皈依爱情。

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绘画情结”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赋予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全篇流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问题。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兼备两种艺术的灵韵。

“影身”:《双重人格》/《白色城堡》

＂影身＂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皆属这类作品,这与土耳其、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存在状态——灵魂的断裂——有关。但是,两人的文学之路不同：前者走上了文化冲突的弥合之路,后者走上了思索人的存在与救赎之路。这与伊斯兰神秘主义、东正教的文化渊源也有一定的关系。

帕慕克研究三十年述评

帕慕克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30余年。本文试从"文化杂合与文化冲突"、"苏非神秘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呼愁、英译与跨学科研究"三方面对这一研究进行梳理与述评,最后,指出今后研究可以拓展的几个新方向。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进而探索帕慕克对小说形式创新所做的努力及其意义。《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探索小说形式创新的典型文本,其独特的叙事行进方式使小说的创作达到空前的自由。

解读奥尔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文学史上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尔罕·帕穆克的重要作品。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叙事视角独特,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本文通过对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主题的分析,旨在探讨奥尔罕·帕穆克对土耳其的民族文化身份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思考与关注。

被窃的侦探小说:帕慕克玄学侦探小说论

奥尔罕·帕慕克的侦探小说特点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然而现有的研究未将帕慕克与传统侦探小说从本质上进行区分。《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等作品属于反侦探小说或称玄学侦探小说范畴。作者"窃取"和改写传统侦探小说文本,颠覆传统的侦探形象和情节结构,质疑认知的有效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动摇理性王国和"我思"的本体性地位,体现出不可知论和反一元论的特点。帕慕克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存在之谜和身份之谜,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回应世俗化和西化洪流中的土耳其民族身份问题。

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帕慕克“文化杂合观”探析

帕慕克的创作一直秉持着“文化杂合”的观点,他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为身份尴尬的土耳其寻找一条民族文化的出路,但是现实境遇的残酷,又迫使着他一次又一次地书写着“文化冲突”。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帕慕克“文化杂合”的突围之路很难说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对于土耳其来说,一路向西的欧盟之路行不通,转身朝东的“一带一路”倡议未尝不是死棋盘活的更好选择,这也许是纠缠帕慕克多年的“文化杂合”观的正解。

“我即你”:文明冲突与《白色城堡》

如何解决文明冲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在这方面,帕慕克的小说《白色城堡》提供了一个新的灵感——"我即你"。借助苏非主义哲学,一方面,它指出所谓文明的权力化和相对真理性,另一方面,具象化了一部主体哲学史,将自我定位于人的兽欲。虽然帕慕克常被视作后现代作家,然而"我"与霍加的身份互换和"爱"呼唤的却是一个以祂为中心的神圣世界:人的本质是零和无,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融合与欣赏,生命凝结于一瞬间,最终,一切归于一个超越的、不可知的谜。

古代故事与后现代文本——《我的名字叫红》及作者帕慕克评介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不仅是土耳其的文学巨擘,也是欧洲顶尖的文学家。2006年,他以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通过侦探小说常用的失踪、谋杀等颇具悬念的情节,表达东西方文化冲突及身居其中如何进行文化选择的宏大主题。作者运用前卫的技巧,将通俗与严肃融为一体,引导读者思索人生意义、身份认同、文化差异等重大问题,展现了土耳其绚丽多彩的历史、宗教和艺术魅力。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通过讲述一个细密画家被谋杀的故事,再现了西方对东方的经济入侵和文化殖民,东方在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之后所处的混乱、毁灭、迷茫和忧郁的境地的历史。小说中表达出来的内涵是: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鼓励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用对话代替对抗。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也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传统。

帕慕克的“完人”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深受苏菲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他以"双重真理说""人主同一""纯粹之爱"为价值准则建构笔下人物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塑造出了理性与宗教的结合者、遁世的"自我"沉思者及出世的"恋之奴仆"等一系列的"完人"形象。在主人公超脱俗世的修行中,帕慕克实践着作为一个苏菲修道者的"文化杂合"。

论帕慕克小说中文化身份意识形成的历史背景

文章通过对帕慕克作品中表现出的忧伤感,西化运动及耻辱感的探讨,来分析其作品中文化身份意识形成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