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任士林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考述

宋元易代之际的浙东儒士任士林,其诗文集元明清三代皆曾刊刻,明清刻本流传至今,而元刊本大约于明中期散佚。结合明代孙能传的记载,以及从明稿本《诗渊》和残帙《永乐大典》等资料来看,任士林诗文集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一共10卷,今传世明清各刻本均非全本,其中文章大多保存至今,而其诗歌方面,经研究发现,任士林目前存诗共计188首,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368首相比较,散佚了近一半。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播述论

“别集”是按一定的体例将最能反映一个作者“辞章”“才情”而非“学问”“经术”的文献汇编在一起的书籍。从形态上看,释家别集与文人别集并无明显差别,同样是指汇编释子个人所撰且最能反映其辞章和才情的文献的书籍,集中体现了古代释子能诗善文的传统。然而,由于佛门每薄诗文为“小道”“外学”,“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犹如“紧箍咒”紧缚于释子头上,因此,诗文僧对待己作普遍持轻慢态度,常随得随弃,甚至主动焚毁。他们的诗文集多由门徒、法友、信众编纂而成,“编”“校”“改”“删”的现象颇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创作和编纂的分离。释家别集主要由经坊、书肆刊刻,流传于丛林和文人圈,影响有限。不过,随着佛教广泛弘传,很多释家别集流播到边陲和异域,不断被传钞、刊刻。研讨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和流播,可以引发很多有趣的论题,特别是考察它们由“稿本”到“定本”的过程,对我们重新评估释子的总体诗文创作或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19世纪上半叶的韩国唐诗学——以申纬为中心

申纬是李氏朝鲜后期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早年诗路略显狭窄,18岁后因受李匡吕的影响而广泛学习六朝唐宋的诗作,44岁后因入燕京,受翁方纲父子影响,诗学再次发生转向,提出“由苏入杜”的主张。尽管他的诗作总体呈现出宋型诗歌的面貌,但他受唐诗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唐诗元素,笔下也有不少是纯粹的唐风诗。他晚年编选的三部唐诗选,特别是《七律彀》和《唐诗画意》,在唐诗选本上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他的诗学理念,特别是论诗诗,也深受唐诗的影响,或是在唐诗学的背景下才得以展开。

宋荦的雅集唱和活动及康熙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宋荦是清初著名诗人,诗歌创作数量颇丰,与王士禛共同引导康熙诗坛诗风走向。宋荦对诗文创作热情极高,官位不显时,便树立了成为“风雅总持”的理想。他酷爱交游,早期在其父宋权与侯方域等人的引荐下,得以结交魏禧、王弘撰等著名遗民,并获得他们的认可与赞誉。宋荦还热心奖掖后进,每到一处都与当地文人更倡迭和。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左十五子诗选》的编刻,使其诗坛领袖地位得到官方认可。虽然历来研究者对宋荦的诗歌成就评价不一,多将其作为文学“组织者”来看待,但是从诗坛影响力来看,宋荦的确是康熙诗坛唯一能与王士禛媲美的诗坛领袖。

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嬗递

自1824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结集并出版了十余种中国古代爱情诗选本,这些经典化的作品在异国语境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形成了中西文化、美学和思想观念的碰撞。笔者对现存的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进行竭泽而渔的搜集和整理,通过翻译、统计和分析发现,《诗经》是爱情诗翻译的首选,唐诗成为爱情诗翻译的热门,词是雅俗共赏的译本文体。据此可以了解数十年来古代爱情诗编选在西方世界的嬗递轨迹,从独特角度捕捉诗歌海外传播的客观规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策略提供建设性思路。

古代朝鲜洪奭周的中国诗文选本编选及其意义

古代朝鲜文人洪奭周编纂了多部选本,类型多样,既有诗歌选本、古文选本亦有史学选本,其中有关中国古代诗文的选本尤具特点。考察洪奭周编纂的诗文选本,可探知其编选宗旨、编纂动机、编选特点等信息。洪奭周所编中国古代诗文选本反映出的文学思想与其诗学批评形成互文关系,对构建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洪奭周的诗文选本编选也是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鲜活例证。

蒲溪吟社及其诗钞初探

蒲溪吟社是清朝乾隆年间山西高平的一个文学社团,代表作家有苗令琮、张又华、张承纶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由司昌龄整理辑录为《蒲溪吟社三家诗钞》。蒲溪吟社诗人的作品呈现“格高韵远”的特色,是迥异于江南文风的“西北之文”的代表。诗作受到著名诗人沈德潜的激赏,并得到其弟子顾诒禄的点评推扬,从而在当时诗坛获得广泛赞誉。蒲溪吟社诗人与沈德潜、顾诒禄的诗文交谊,亦呈现出清代中叶南北方诗学交融互进的时代色彩。

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叶燮佚序辑考

作为清初江南诗坛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诗论家,叶燮十分注重奖掖后进,曾亲自为门下弟子的诗集撰序,对他们叹赏推美,表现出高尚的师者风范,与其在《原诗》中重胸襟、重品量的诗论思想一脉相承。叶燮此类诗集序共六篇,均未见于其目前所存著述版本中。对此六序加以辑佚和考释,不仅可以了解叶燮撰序的因由及交游情形,还可借以进一步观照其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传播

《唐百家诗选》由宋次道和王安石共同编纂。宋次道利用家族藏书的先天条件,为此书的编选打下基础;王安石为此书完成及传播起到“定本”的作用。随着王安石地位日显,王学影响力和传播力日益增强,此书也随之声名鹊起。该书在北宋由杨蟠刊刻,在南宋由倪仲傅雕印。《唐百家诗选》出版后,文人士大夫争相购买阅读,并对其内容进行评点。只选“小家”“非名家”的诗歌选本编纂原则避免了“以人论诗”的倾向,树立起了“论诗重质”的选诗理论,影响了后世诗歌选本的编纂。以《唐百家诗选》为代表的诗歌选本,与其他“大家”“名家”诗歌选本共同构成了宋代书籍媒介新的传播格局。

由历代诗歌选本看杨维桢诗歌接受--兼论杨氏近体诗创作风貌

杨维桢是元末文坛巨擘,影响极大。学者一直以来关注杨氏谲怪奇丽、标新领异的古乐府,对其平易的近体诗几乎略之不提。通观历代诗歌选本,发现人们对杨维桢的诗歌认识存在反复性。元明之际的选家与杨维桢处于同一时代,对其诗歌选录更为完整客观,如顾瑛《草堂雅集》、孙原理《元音》除了选录其古体诗外,也选了杨维桢数量客观的近体诗。明代中后期囿于宗唐复古观念,李蓘《元艺圃集》、曹学佺《石仓元代诗选》几乎只选杨维桢的古乐府。清代康乾盛世,要求诗歌中正平和、渊静雍容,故《御制元诗选》、顾嗣立《元诗选》等选本发现了杨维桢近体诗的价值,选了杨维桢大量近体诗。今人元诗选本又局限于选杨维桢的古体诗。这种认识的反复性、矛盾性,启示人们客观认识杨维桢的诗歌全貌:近体与古体皆备,平易与怪奇之风并行。

清末青海诗人来维礼《双鱼草堂诗钞》初探——兼谈地域性清诗别集的价值

来维礼是清末河湟地区著名文士,曾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双鱼草堂诗钞》是来维礼唯一传世的诗歌别集,其编集主要缘于民国时期《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其吟咏内容主要包括来维礼早年在西宁读书与交游之作、进京路线上途经蒙古等地区的歌咏之作、留京及服官三晋的述怀之作、西北地区随征之作等,其诗歌主题尤以离别、乡愁、怀古三种最为常见,其思想情感主要表现为浓厚的自然情怀、强烈的出仕意识、真挚的情感表达、洞达的历史意识。《双鱼草堂诗钞》所具备的这些诗学要素不仅反映了来维礼本人的诗学成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末青海地区的诗学成就。作为地域性清诗别集,《双鱼草堂诗钞》所包含的清末青海地区历史环境要素及体现的多元共生等地域文化特征,使其在广义上兼具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史料学的双重价值。在版本整理精善化和内容研究纵深化的基础上,像《双鱼草堂诗钞》等地域性清诗别集,往往兼具弥合时代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的研究隔阂、平衡文学表达与史实记载的内容偏差等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