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别域·异趣·巧拟——论越州、登州同题《蓬莱阁赋》

越州、登州各有蓬莱阁,也各有《蓬莱阁赋》,名同实异的蓬莱阁及《蓬莱阁赋》发人遐想,令人深思,也形成了赋史上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目前笔者所见自宋至清以《蓬莱阁赋》为名的赋体作品有四篇,四赋中以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与明代勤政爱民的文人潘滋之作为杰.王十朋、潘滋虽作同题《蓬莱阁赋》,然二赋之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等又各具特色.二赋起笔虽各有其意,但却颇有相通之处;王赋重越州人文掌故而尚写实,而潘赋偏爱登州蓬瀛仙境而多想象;王赋善于抒发个人情怀而灵动活泼、典实丰富,潘赋关怀世事国运而宏阔深沉、思理奇妙;且二赋对前代赋作都有所继承又独辟蹊径.二赋通情、别域、异趣,皆有仿名作之迹,然似与不似之间,各具风神韵致.

《高子遗书》版本考

《高子遗书》是明高攀龙撰、陈龙正编的一部别集类书籍,是研究东林学派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学者只重视其思想研究,而忽略了对《高子遗书》文本本身的研究。该书有崇祯五年本、康熙高氏本、乾隆剑光阁本等一系列版本。通过对诸版本的比对,可以大致勾勒出该书的版本流传体系,为该书今后的校勘提供一定参考。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CT)在子仲姜盘制作工艺研究中的应用

子仲姜盘内现有12只圆雕水生动物不能从盘中拔出,但都能在原地作360°旋转,在青铜器制作技术上堪称一绝。为了揭示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运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CT)分析了子仲姜盘的圆雕水生动物、攀龙、虎足及附耳与盘体的连接方式和内部结构。结果显示:圆雕水生动物内部都相应地配有一个转轴与盘体铸接。轴分为两种结构:一种是带有柱帽的圆柱体转轴;另一种是下半部分圆柱体,中间设有直径较大的圆盘,上半部分是圆锥体的转轴,在水生动物脊背上设有与圆锥体相对应的卯口;攀龙与虎足都自带多个"铸接销",与盘体构成隐蔽、牢固的铸接结构;附耳实心,与盘体浑铸。通过对子仲姜盘的X-CT检测,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工匠在继承先人高超的陶范技术基础上,又有创新性应用。其理念是在设计中以美观为前提,呈现复杂而和谐的外观,而在制作技术上则以实用、简便为主,体现了合理性与巧妙性。运用X-CT检测技术对子仲姜盘内部复杂结构的精确呈现,表明该技术在古代青铜器工艺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前景。

也谈《背影》里的“背影”－对一个“泛性论”批评个案的几点疑问

蒋济永《《背影》里的'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并使用了一种'泛性论'的批评方法是值得高榷的，应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完美解读与批评。

中国古代的“寓言”理论及文体形态

在使用源于《庄子》的"寄寓于言"手法创作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寄寓之言"的寓言故事,也包括中国古代特有的"寓言诗",以及一些有寄寓之义的散文和比喻。由此可见,源于《庄子》的中国古代的"寓言"文学,应是一种广义色彩的"泛寓言"体式。还原《庄子》的"泛寓言"理论,探讨其深远影响,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寓言"观念及其影响下的"寓言"创作,比较中西及古今寓言的异同,是大有裨益的。

交互叙事视域下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设计

目的在交互叙事视域下,研究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设计实践方法。方法从分析数字展示中的交互叙事构成要素及特点入手,建构交互叙事情境,明晰基于交互叙事的文化遗产数字展示设计的流程与原则,并以春秋子仲姜盘的数字展示设计实践为例,验证其方法的有效性。结论设计者通过编码对叙事情境中的文化遗产主题、数字媒介和叙述内容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符号处理,并传达给真实受众,使真实受众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等感官需求解码信息,从而接收、理解、认同其文化遗产主题。基于交互叙事的数字展示设计能突破时空的界限,有效实现文化遗产主题的复现和传播,使受众获得良好的文化体验。

俞琰生卒年新考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以《周易集解》为代表的易之正传及以《易外别传》为代表的易之别传,共同建构了他独具特色的丹道易学,当下学界对俞琰及其易学的研究渐为广泛,但对俞琰生卒年细加推敲的文章并不多。本文在前人考据资料的基础上,再从俞琰人生历程所留下的诸多杂记著录,彼此印证、仔细考察以确定俞琰的生卒之年。

贾国青铜器及其重要价值探研

据传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贾国青铜器对于研究贾国的历史十分重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明确了贾国的地望,反映出强烈的周文化特点。从这批铜器的本体出发,还可以探讨贾国的财力、爵位、外交政策以及灭亡的一些史迹。另外贾子叔子屖盘不是西周姬姓贾国的器物,具有强烈的海岱文化特点。

邿公典盘铭文新释

邿公典盘是山东长清仙人台墓地五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有铭铜器,器形及铭文拓本等资料已经公布[1]。自出土至今,先后有方辉[2]、任相宏[3]、李学勤[4]、林圣杰[5]、涂白奎[6]、陈剑[7]、张俊成[8]、耿超[9]、许子潇[10]等多位学者对盘铭进行过探讨。此外,李家浩[11]、程燕[12]、袁金平[13]诸位学者对盘铭中“及”字的用法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孙子兵法》儒学化与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建构

《孙子兵法》作为先秦兵学的代表作,在战国时期蔚为显学。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不断发展,对《孙子兵法》的解读出现了逐渐儒学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主体的文人化和研究内容的"以儒解兵"。《孙子兵法》儒学化是中国传统兵学与儒学冲突与融合的体现,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兵学的主导者,二是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三是强化了中国传统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