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基于Panel-VAR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Logit二元回归、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等方法分别测算了融资约束系数、治理结构系数以及经营绩效系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anel-VAR模型实证了中国制造行业230家公司融资约束、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就融资约束而言,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能明显地改善其经营绩效,也即融资约束的资本结构论在本文中得到支持而没有证据表明代理成本论可以成立;再者,在治理结构中,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负相关,而董事会人数、前三名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最后,对当前经营绩效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既不是融资约束也不是治理结构,而是上年度的经营绩效水平,这反映出了上市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

房地产开发投资、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基于Panel-var模型的检验

利用1997-2015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panel-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panel-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三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有利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且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具有反作用,但这种相互促进关系短期内不明显,一段周期后才显现。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经济增长,反之,经济增长也能带动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经济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两两间的反馈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因此应合理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资源,加强地方区域的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1995—2021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反应函数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全国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两两之间均为因果关系;(2)东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显著关系,中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对二氧化碳排放正向显著关系,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能源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冲击较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与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水平、重点培育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出台相关制度与政策等建议。

经济波动、地方债风险和城商行风险承担

财政逆周期调控能够平抑经济风险,但衰退背景下的逆周期调控势必增加地方债务规模,进而影响银行风险,造成金融不稳定因素,而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又反过来制约政府偿债能力并危及逆周期调控的效果。本文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这一过程中重要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显著降低城商行风险承担,而地方债风险的增大则倾向于增加城商行风险承担;(2)地方债风险的冲击显著增加城商行的建筑业信贷。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控的常规手段,是地方债风险与城商行风险承担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3)城投债风险与经济周期的反向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城投公司承担了部分逆周期基建职能。本文的研究对于适时适度地逆周期调控,以及防范地方债风险向银行的传染,构建良性的地方政-银生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响应

以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重心轨迹等方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效率,刻画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利用面板VAR模型,探讨旅游效率与生态环境的双向动态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演变方面,旅游效率重心轨迹大致呈“倒V”形变化,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2)2008-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环境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从空间结构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环境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3)旅游效率和生态环境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生态环境对旅游效率发展具有收敛性的阻碍作用,旅游效率对生态环境建设具有发散性的促进作用,生态环境对旅游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中国城市韧性演化特征研究

根据城市韧性属性评估中国城市韧性水平,从城市系统长期互动关系出发,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AR)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探究城市韧性演化特征,对比不同韧性水平城市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韧性处低水平均衡状态,仍需整体提升。(2)在受到不确定干扰时,高韧性城市抗干扰力强,波动响应程度较小、持续期较短。(3)高韧性城市系统动态互动传导灵活,低韧性城市系统内部协调互动水平较低。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新型城镇化下的旅游业与生态效率关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效率是当前关注热点。文章采用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城镇化、生态效率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生态效率与旅游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城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且城镇化水平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生态效率与旅游业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这种相互促进关系比较微弱,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旅游业发展对于生态效率具有负的影响;最后从方差分解来看,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始终高于生态效率,且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趋于稳定。因此,在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想推进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既要注重城镇化建设,更要重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极化理论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金融窖藏”说法的新回应

在极化理论的支持下,从我国金融和经济发展差距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金融窖藏"的说法做出新回应。通过测算全国31个省(区、市)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极化指数,发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极化指数逐年下降,金融发展极化指数先上升后下降。Panel-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的发展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增长存在负向作用,长期中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短暂的负向影响后,金融发展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间接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金融发展—产业优化—经济增长"这条间接路径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铁路发展水平动态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基于西部发展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2003—2019年为期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选取铁路运输投资、运营水平和产出效能三个方面的指标,运用ADF和LLC单位根检验法对各指标的一阶稳定性进行了检验;通过模型外生性检验,可知铁路从业人员数量和铁路营业里程对西部经济的影响属于外生因素;对其余变量建立Panel-VAR模型,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法(IFR)和方差分解法定量分析和解释了铁路各阶段发展过程对西部各地区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西部铁路建设投资阶段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铁路运营过程产生的影响;短期内提高铁路客、货运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长期作用水平下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西部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表现在短时期内,长期作用下对西部各方面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

商业银行融资成本对净利差的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影响商业银行利差的因素也是影响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因素。理论层面将竞争因素引入Monti-Klein模型中,分析银行融资成本对存款和贷款利率的影响,研究认为银行的最优存贷利率不仅仅取决于边际成本,还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融资成本。实证层面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研究银行融资成本和垄断势力对净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的显性融资成本对净利差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隐性融资成本对银行的净利差存在着正向影响,大型银行追求最优利差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应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培育风险管理人才,以实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FDI、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基于福建省数据的PVAR分析

本文运用允许将所有考察变量视为内生的Panel-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以基于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方法,来考察福建省FDI、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和制造业就业之间的相互动态冲击反应。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互动影响路径,其中FDI与制造业就业更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在这个三元内生系统中,生产性服务业处于更为封闭的状态。长期来看,FDI的变化主要受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1978～2010年期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产业结构合理化冲击表现出弱逆周期性,从长期来看,经济波动的"坏日子"正好是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的"好日子",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具有"熨平效应";高级化冲击则呈强顺周期性,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均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短期影响更为显著。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融资约束还是代理成本?

文章在控制Tobin’s Q衡量偏误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结果表明,在控制衡量偏误的影响下,投资支出仍然对现金流非常敏感。然而,不同于前期研究,文章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轻的公司反而表现出更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对此“反常”现象的动因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轻的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代理问题是导致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而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公司则表现为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

中国高校R&D投入与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区的高校R&D投入、GDP、产业结构变动等变量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技术,考察高校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变化规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研发投入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未形成面板协整关系,而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看,前期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当期高校R&D投入,具有同向作用,但前期高校R&D投入未能有效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长远看,高校R&D投入与GDP之间的方差贡献率均较大。

济南市1997―2014年农业水足迹及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为了研究地区农业用水总量与用水结构动态变化响应关系,深化调控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用水结构,基于水足迹理论,采用VAR(2)模型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研究了济南市1997―2014年农业水足迹变化情况以及农业水足迹构成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济南市农业绿水、蓝水、灰水足迹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1997―2009年为快速上升阶段,2009―2014年为平稳上升阶段;种植业水足迹与农业水足迹之间不存在黏滞性,渔业水足迹与农业水足迹之间存在负响应关系;影响济南市农业水足迹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种植业水足迹、畜牧业水足迹、林业水足迹、渔业水足迹。总之,通过适当减少高耗水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增加渔业产品产量、制定长期的农业用水规划,并进一步优化农业用水结构,方可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检验

笔者利用分省数据,通过面板VAR的实证方法并借鉴动态面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一,我国目前的技术产出并没有完全发挥技术进步的引致效应;宏观景气能使商业银行产生好的预期并有助于企业抵押能力的提高;专利授权数并没有带来银行信贷的提升;地区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关系。二,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存在良性互动,技术进步具备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三,从冲击反应来看,短期内金融发展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绩效,货币非中性在短期是成立的;短期来看,宏观经济景气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良好的经济发展能刺激技术研发和投资并带来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能会因为专利法规等的管制而对自身产生阻滞效应。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VAR的再检验

基于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把城镇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纳入一个系统模型,剖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机制,采用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省际面板数据并用面板VAR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并且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980-2006年东亚经济波动的原因——基于面板VAR的分析

东亚经济波动及其协同性的存在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文章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6种冲击对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并考察了宏观经济各变量在面对冲击时的动态反应,以及汇率和通货膨胀对经济波动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国内的供给冲击、汇率冲击,国外的利率冲击、需求冲击都会对东亚经济波动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是外部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而通胀是内部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东亚各经济体对外部需求变动和世界利率变动所产生的冲击应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