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本文对盘龙城青铜容器提出了一些看法。文章对青铜器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分析,对兽面纹的演变作出了轮廓形描述,并强调了铸造工艺对于器形特征的影响,如加厚容器唇部、鼎鬲的一足对一耳的特征皆出于工艺的需要。认为盘龙城铜器已经在器形、纹饰及铸造方面存在一些与郑州青铜器不同的因素,它们为殷墟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

从盘龙城城址、宫殿、贵族墓葬的存在及文化面貌的性质来看,其为南方土著方国的可能性不大,应是商人南下所建直系方国的都邑所在。作为商人在南土的区域统治中心,其作用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相比而言,盘龙城对商王朝来说,经济上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为商王朝在南方收取贡赋及各类物质,以保障商王室及其他贵族的生活需要和国家机构的运转;另一方面重点开采、收集南方的铜矿资源并由此转运北上,以满足商王朝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广泛需要。

铜绿山与盘龙城及中国早期青铜文明之关系

以铜绿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古矿冶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资源最迟于商代即得到开采、冶炼,历两周至秦汉,前后延续有一千多年,几乎伴随着中国青铜文明的整个历程。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室统治南方的区域中心,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之外,还起着获取南方丰富的矿料资源,并以此作为加工、中转基地,不断输往中原商王室的重要职能;盘龙城商文化的兴起、发展,与铜绿山等地铜矿资源的采冶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盘龙城》:一部商代考古研究的力作

本文通过对《盘龙城》一书的评介,论述了盘龙城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文化性质的探讨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强调了时空关系的研究在城址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

依据盘龙城王家嘴遗址地层之间的叠压和各遗址器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该遗址中的第一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第二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二期、王家嘴遗址第一和第二期、李家嘴第二期和杨家嘴第二期墓葬为代表;第三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三期、王家嘴遗址第三期、杨家湾第三期和杨家嘴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应有缺环,而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应是连续发展的。其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相对年代应分别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的年代相当,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岗H9而稍早于H17,即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相应地,其第一期文化的性质应属南下的夏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期文化遗存则应属于南下的早商文化。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3号墓于2001年下半年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虽然该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板灰痕、松绿石饰,发现了头坑和足坑并各坑殉狗一只。它是目前盘龙城遗址发掘清理的大型墓葬之一,对研究盘龙城遗址商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形制与结构、等级制度等提供了重要佐证,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盘龙城与《盘龙城》

本文对《盘龙城》报告体例、遗迹、遗物以及附录分别作出了评述,除了肯定报告的优点之外,主要陈述了与报告编著者不同的看法,如:报告材料缺乏类型学分析,因此对于遗存时代的判断依据不足,有的甚至没有依据;报告对盘龙城作为一个整体聚落特点体现不够,对一些遗迹性质的判断容易引起争议;不少的数据、图像资料——有的是很重要的材料——存在问题。本文对于研究者引用盘龙城报告材料、判断盘龙城及其遗迹、遗物性质,应当有所帮助。

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

本文在分析盘龙城遗址中的灰烬沟遗迹后,发现灰烬沟遗迹与中国各地冶炼遗迹相似,故认为灰烬沟遗迹属于冶炼遗迹。灰烬沟遗迹还是当时最大的冶炼遗迹,值得多加重视。

考古学与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运营——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

遗址类博物馆和考古学结合紧密,拥有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文章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从博物馆建筑的选址建设、展览陈列、日常运营等角度入手,系统阐释考古学与遗址类博物馆的关系,旨在为此类博物馆提供经验与借鉴。

盘龙城遗址地理环境变迁初探

利用历史地图、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以汉口地区地貌变迁过程为切入点,对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遗址地理环境原貌进行了分析和重建,以此推出商文化时期盘龙湖及府河水位均大幅低于当前这一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形态及选址特点进行了全新的考量。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2019~2020年的发掘

2019~2020年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的发掘,发现4处铺石遗迹,出土遗物有陶隔、大口尊、豆等。遗存年代集中于盘龙城遗址第六、七期,铺石遗迹可能与杨家湾南坡大型建筑有关,推测具有礼仪或祭祀性的功能。这为进一步认识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杨家湾地点的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生产背景

本文在文化因素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化学元素检测和岩相显微观察,对盘龙城不同文化风格陶器背后生产的资源与技术展开了探索。本文认为盘龙城遗址典型中原文化风格的陶器和大量具有本地文化风格的陶器,在稳定微量元素组成和岩相显微结构方面都显现出了相近性,并在稳定微量元素组成上与中原地区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陶器存在明显差异,推测其生产应共同处于本地的陶器生产体系下。盘龙城出土的少量以鼎为代表的周边地区文化风格的陶器,在岩相显微结构中可见与其他陶器有别,表明其陶土的处理有着独特的技术来源。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在资源获取、技术选择上则与盘龙城普通陶器存在较大差异,指示出外来输入的可能。

试论夏商时期遗址博物馆策展的物与叙事——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基本陈列为例

夏商时期遗址的遗物时代遥远,所载历史信息不直观,且遗址内部和遗址之间同质性均较强,观众欣赏、理解难度较大,需要通过解读和设计予以阐释,盘龙城展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手法。过分倚重“物”的运用易造成历史脉络和考古学认识的表达局限,不能实现“透物见人”目标。遗址博物馆有必要结合新近研究进展,向公众诠释对遗址的认识。盘龙城展览在展览框架上进行了探索,将遗址之内与遗址之外划分为不同叙事单元,强化了总体性视角。但比较视野仍然需要在展览中得到强调。同时,对遗址地位的突出不能代替对遗址性质的揭示,不应回避学术争议与热点问题,而应呈现最新学术动态,引发观众思考。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3年,在盘龙城遗址内的杨家湾发掘了7座商代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个别发现腰坑及殉人、殉牲现象。随葬品包括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漆器和金片绿松石器。墓葬年代大致属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杨家湾是盘龙城遗址早、中商时期的一处重要墓地,对认识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具有重要价值。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2006~2013年,对盘龙城遗址内杨家湾的一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F4)及其周边遗迹进行了发掘。F4残存范围东西最长达34、南北宽12米,与盘龙城遗址城址内的1号宫殿基址规模相近,应属于宫殿或宗庙类的建筑,年代大致属于盘龙城遗址偏晚阶段。该建筑基址的发现,为探讨盘龙城遗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水下勘探及试掘简报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运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对盘龙城遗址的盘龙湖和破口湖区域开展了水下地形测绘、考古勘探及试掘工作,以探明当代湖泊中古代遗存的分布情况。本次工作中,借助单波束测深仪测绘完成了盘龙湖地形图,借助水上平台勘探了盘龙湖水下区域,同时利用枯水期对破口湖湖底进行了考古试掘。通过水下勘探和湖底试掘,在海拔高程低至18.05~17.5米的湖盆内发现了商文化时期遗存,表明盘龙城遗址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经历了较大变迁。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

近年我们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小嘴地点考古发掘采集的炭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利用OxCal软件,并参考测年单位层位和出土遗物反映的相对年代关系,我们分地点进一步校正了这批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杨家湾地点起始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公元前1490年,结束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1230年;小嘴地点起始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公元前1440年,结束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1250年。本次碳十四测年工作为盘龙城遗址首次成系列的采样和检测,极大细化、补充了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构建盘龙城遗址的年代框架、探讨盘龙城与中原地区相关遗址之间的年代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嘴M3发掘简报

2017年1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盘龙城遗址小嘴清理了一座墓葬,编号M3,出土铜、陶、玉、角等质地随葬品共计35件。从器物形制和纹饰风格、相关遗迹单位文化特征等判断,M3属于盘龙城四期墓葬。墓中人骨经过焚烧,随葬品中兵器所占比例较大,这些均为盘龙城商代墓葬中较特殊现象。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杨家湾南坡大型建筑基址F4以南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现了商代地层堆积以及灰坑、小型房址和柱础石等遗迹。遗存早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第一期,晚期下限在殷墟第一期之前,部分碳十四测年数据进入殷墟时期。该区域出土遗存丰富,反映遗址等级较高,与北部大型建筑F4及附近高等级墓葬的规格匹配。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王家嘴墓地发掘简报

2015年春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盘龙城遗址小王家嘴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商代墓葬21座、灰坑8个;晚清墓葬5座,简报主要报道部分商代墓葬和灰坑的资料。墓葬规模普遍较小,灰坑分布于墓葬之间,各单位间打破关系较少。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器物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碎器现象。小王家嘴墓地作为盘龙城遗址核心区之外的遗址点,为重新认识当时人群的活动范围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