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六朝文絜》多种多样的骈文批评方法

许梿的《六朝文絜》在骈文批评上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其中以其独特的以选达旨法为主,同时又运用了翻案批评法、史学方法、朴学方法,还有多层面、多角度的鉴赏分析法,等等,这样他关于六朝骈文的批评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度关注。

六朝意趣与清代“骈文正宗”的典范生成

曾燠《国朝骈体正宗》以“六朝”为宗尚,筛选并删改清代的名家之作,进而界定骈文作家、作品的正宗统系,传达骈文创作的“心法”与“技法”。在此过程中,选家有意塑造自身的权威,而姚燮、张寿荣等也通过圈点、品评文章,拓展选本原有的六朝意趣,推动《正宗》典范的生成。以曾燠等为代表的清代骈文家致力于在选本中“整派依源,悬规植矩”,以期打造可与桐城古文对垒的骈文作家、作品正宗,同时他们也在骈文集序中策略性地书写、展现自己的时代、地域正宗观。选本的面貌为文章作者、选家、评点者、题序者所共塑,而“骈文正宗”的内涵也随之被不断丰富。

清代骈文文道论

骈文文道关系是骈文文论的基点之一,是其文章价值重要旨归之一。在清代骈文集中,不少序跋从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角度立论,回答骈文的来源、特质、功用等问题,其核心是“道”与“文”的关系。本研究从道之本原、骈文源出于道、骈体之道和文道并重四个角度论述清代骈文中文与道的关系,并指出骈文不应该成为言道、载道的桎梏,而应成为助力。

刘宗周与毛奇龄骈文之差异分析

刘宗周与毛奇龄皆为浙东学派代表,长于经史,但骈文成就不容忽视。毛奇龄尊崇儒家本经,对刘宗周其人其学推崇备至。在骈文创作方面,刘宗周主于实用,但不废骈文之美。毛奇龄追求唯美,然亦重视骈文根底。在骈文特征方面,刘宗周一派学者风范,毛奇龄尽展才子深情。在骈文师法上,刘宗周与毛奇龄皆法乳于《楚辞》,但刘宗周尊唐代陆贽,雄厚笃挚;毛奇龄喜六代徐庾,古艳华润。比较刘宗周与毛奇龄的骈文,可观照浙东学派与清代骈文嬗变之一隅。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毛奇龄的骈文风格与清代六朝骈文派

清初,毛奇龄以六朝文风卓立骈文坛,与陈维崧并称。毛奇龄骈文渊源主要有模仿六朝文、师法《楚辞》、谙熟八股文技法和师友影响等四方面。毛氏骈文具有独特的组句方式和章法结构:句式多变,长短句式错落相间;连排骈偶句式形成排宕气势;八股文句法融入骈文;“兮”字段穿插于骈赋中,将骚体赋的抒情特长与普通赋的铺叙手法相结合,具有浓厚的艳情丽思。毛奇龄综合运用骈句、散句、八股句式、“兮”字段组织篇章,集铺叙、说理、抒情于一炉,形成疏俊排宕的骈文风格。《国朝骈体正宗》确立毛奇龄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他的骈文被清代中后期骈文正宗派所尊崇,毛奇龄实为清代六朝骈文派的早期代表,是清代骈文复兴的重要人物。

刘师培文章写作模式与骈文理论探微

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主要继承以家学及扬州学派为核心的国学和以进化论、逻辑学为核心的西学,国学和西学成为其学术的两个维度,西学中源说、中国文化外来说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影响尤大。清末民初,刘氏以学术为经世之具,将学术与政治融合,在投身社会活动和宣传学说过程中形成了功利性的学术理念和“理念—证据—理念”的文章写作模式,值得关注和反思。刘师培将这种写作模式运用到骈文研究中,综合凌、阮二人的骈文理论,推阐扬州学派骈文理论,运用西方名学、进化论完善骈文正宗说,揭示骈文独特性。他是清代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的集成者,也是近代首位骈文理论的大力传播者,推动骈文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李详的扬州学派论

李详自觉梳理论述扬州学派之源与流,有意提高扬州学派的《文选》研究在清代《文选》研究的地位。同时又向汪中、阮元等扬州学派前贤取法学习,形成自然高妙为宗、单复相间为体的骈文创作主张。而且通过其论文书信,可见其对扬州学人创作之推崇,这既体现出当时以李详、孙德谦等为代表的文选派骈散合一的骈文观,也透露出其有意识地对扬州学派,尤其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继承与发扬。

词语训释的准确性原则刍议——以徐陵书信用语补释为例

以《徐陵集校笺》中徐陵书信用语补释的成就与不足为例,总结骈体书信用语的训释原则。作者认为,欲求训释准确,应辨别收信人身份、顾及典故与文意的匹配、区分习语与典故、注意词义的时代变化。

宋四六代言书写的互动性:基于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

宋四六的代言书写是指宋代文人为皇帝、宰执、地方官等代撰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章,其互动性贯穿于文本生成的四个阶段。在意图融合阶段,言意的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代言之笔与他人之意的关系,宋人通过日常的沟通协商,既塑造适合人际交往的“公意”,又妥善阐发蕴含作者喜怒爱憎的“私意”。在文章构思阶段,即时性的骈语问答体现出以群体智慧弥补个人才思困境的努力,让敏捷成为有径可循的境界。在文本修改阶段,代言者与立言者以稿本为物质载体,以点窜四字散语和剪裁四六隔对为主要形式,在相互商榷中优化表达效果。在篇章结撰阶段,多个代言者以同题共撰和旧题重撰的方式实现段落的拼合与改写,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论北齐“藻思之美、雅道犹存”的骈文创作——从邢劭的骈文谈起

北齐骈文在北魏文坛渐重藻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受到南方骈俪文风的影响,文章的骈俪化倾向明显增强;同时北朝重视儒家诗教观的文学传统在北齐骈文中亦有表现,以邢劭的骈文创作最为突出,他在学习南朝骈文重藻采的同时又将北朝历来重儒家诗教的传统用于骈文创作,进一步加强了北齐骈文“藻思之美,雅道犹存”的总体特征。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四六"之名指骈文是在中晚唐自然形成的,从柳宗元合成"骈四俪六"到李商隐提炼为"四六"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种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四六"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晚唐以后,"四六"概念迅速流行,结集益多,日渐成为专指应用性骈文的专有各词。

宋文文体演变论略

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宋代骈文在"变体为文"中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新体式,骈文体裁发展呈现出庙堂之制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普遍化和民间应用扩大化的特点。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

明清艺术散文再评价

明清时期,艺术散文理论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核心的艺术散文理论的确立。"独抒性灵"直接在人的心灵与艺术之间架起了桥梁,强调了散文表现思想感情、观照内宇宙世界的功用,它标志着明清艺术散文从本体的高度确立了表现的艺术本质,构筑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不拘格套"以无形之形为己形,以无法之法为己法,它标志着明清艺术散文从本体的高度确立了以"散"为主的形式特征,构筑起自己的形式理论。理论是自觉的代表,是成熟的标志,明清艺术散文理论的自觉,充分显示出明清艺术散文所抵达的成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