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困境与制度应对——基于对“监护人同意”模式的反思

儿童权益保护制度设计始终面临着平衡"赋权与保护"的挑战。作为儿童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的核心,传统"监护人同意"模式存在固有的告知虚化、非理性决策、技术障碍、合规成本高昂等困境,在互联网语境下进一步加剧了包括"赋权与保护"在内的多方利益冲突。实践中需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为原则,进一步完善监护人同意模式,同时明确儿童赋权性规定和运营商责任。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实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若干启示。

“亲子合同承担”:收养行为之教义学重构

作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养制度亟需体系化。收养行为当事人之确定,关键在于收养人的收养意思、送养人的送养意思以及被收养人同意之间的结合关系。其中,8周岁以上被收养人同意属于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收养人的收养意思与送养人的送养意思构成收养合同,二者共同形成我国特有的收养合同模式。在该模式下,收养行为当事人是收养人与送养人,被收养人则为利害关系人。这种收养合同并非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而属于送养人与收养人之间须经被收养人同意的转让亲子合同地位的合同,故可以重构为“亲子合同承担”。其成立要件是收养人与送养人的合意,且该合意须在收养登记员面前作出;生效要件为被收养人在登记员面前作出同意,以及登记证的发放。在收养关系解除的情形下,收养人与送养人作为当事人解除的是亲子合同承担,而收养人与成年被收养人作为当事人解除的是亲子合同。借此,收养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得以区分,收养关系的解除规则亦可自洽,收养制度从而实现体系整合。

知情同意中儿童自主权利问题的哲学考察

通过厘清近现代经典哲学理论中有关“儿童生命自主权”的论述,指出“儿童权利”概念和“儿童自主”概念并不对等和重合:前者在理论上得到确立,后者在实际情境中要求被限制。在知情同意的实践活动中,儿童自主权利问题始终绕不开父母权力及其责任问题。不论是“儿童自主权利”还是“父母权力”都有各自的内生性结构缺陷,因而需要引入“归予性自主”以及“共同体参与”概念作为理论支撑,并且在实践中应充分重视伦理委员会的主动承担职能作为对儿童自主受限性问题的必要现实补充。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信息自决联结知情与同意权能。儿童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由父母替代决定是履行父母职能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文章以美国《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审视我国现有立法中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基础,从民事立法为主的多元保护路径、儿童数字年龄、儿童网络服务内容、实施中的技术要求以及处罚机制5个方面完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进而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

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的信息权益保护--基于父母知情同意的保护维度

保护未成年人的信息权益是数字时代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核心议题之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形成了父母知情同意的保护路径,有效发挥了保护未成年人信息权益的立法作用,但仍存在保护对象范围不清、父母所具有的保护权限过窄、对父母的信息素养预期设置过高等问题。可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年龄分层来界定保护范围、增设父母对儿童信息的综合保护权、强化信息处理者的安全责任等条款妥当解释法律规范,填补法律漏洞,最终铸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法治秩序。

共同打造儿童数字未来——欧美儿童数据保护对我国的借鉴

数字网络增加了儿童的隐私风险,儿童往往难以应对,因而需要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同时也要防止保护力度过度从而损害儿童的其他权利。本文试图在解读欧美国家对儿童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儿童数据的保护路径,为儿童提供切实的隐私保护,为立法进程以及企业治理提供更为明确的参考方向。

Feasibility study for genetic testing and SNP analysis in infants

Purpose: Determine whether parents would consent to genotyping for temperament characteristics for their infants;establish that quality DNA is obtained from infants using a cheek swab. Design and Methods: Seventeen mother-father dyads and infants, 11 to 35 weeks of ag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a GER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massage study participated in this feasibility study. Results: Seventy-one percent of parents agreed to genotyping. Most parents who participated were concurrently enrolled in the GERD massage study. Reasons provided for participating were support of research and the desire to help other families who had infants with GERD. Parents who participated also had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an those who declined. Reasons for declining were dislike of genetic research. All samples could be analyzed. Practice Implications. Many par-ents allowed genotyping, especially if currently engaged with research staff. Cheek swabs are a noninvasive and satisfactory method of DNA collection.

中文版儿童重症监护室父母满意度测评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目的分析中文版儿童重症监护室父母满意度测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儿童重症监护室父母满意度测评量表对101名儿童重症监护室患儿父母进行调查,分析其信效度。结果各因子之间及各因子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767～0．898（P〈O．01）。因子分析提取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299％，各因子载荷为0．400-0．908。各因子与4条测评总体满意度的标准之间相关系数为0．535～0．725（P〈0．01）。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9。折半信度为0．879。结论中文版儿童重症监护室父母满意度测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作为测评中国儿童重症监护室父母满意度的工具。

患儿法定监护人对药物临床试验的认识、态度及关注点研究

为了解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主要对象即患儿法定监护人对药物临床试验的认识、态度及关注点,以探讨儿童受试者保护方案和临床试验教育策略,提高儿童临床试验的参与度和依从性。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在某三甲儿童综合医院随机调查300位监护人,以住院病房为单位,每个病房随机抽取12张病床作为抽样床位,该床位住院患儿法定监护人即为调查对象,发现有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月收入以及听说过临床试验的监护人对临床试验的认识更好;受试者直接获益、受试者风险、受试者保护、经济利益是监护人的主要关注点,建议通过提高监护人认识、加强医患沟通和加强有效的伦理审查等保护受试者权益,促进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合理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