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父母的精神困境与干预策略——基于对20名城市失独父母的扎根理论分析

由于失去独生子女,失独父母身陷多重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并进一步加重了其精神困境。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法收集资料,使用扎根理论深入考察城市失独父母精神困境的表现与成因。研究发现,失独父母在遭遇失去独生子女的人生困境之后,个人精神支柱坍塌,生活的无意义感、“无儿防老”的养老焦虑和社会融入障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其精神状况,失独父母陷入严重的精神困境之中。因此,需要采取重塑失独父母人生意义、完善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机制、促进失独父母社会融入等干预策略,帮助他们脱离精神困境。

失独家庭的缺失与重构

"失独"作为不幸的家庭变故,不仅破坏了家庭结构,更颠覆了家庭关系,因而导致家庭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失独者"已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要从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关注"失独家庭",帮助"失独者"实现家庭重构。家庭重构主要是通过家庭功能的恢复来实现。在"失独家庭"重构中,"失独者"本人要发挥核心主体作用,国家和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失独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及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失独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随失独年限变化的特点及相关因素。方法:以我国五省十市为调查点,选取373位失独父母开展调查,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量表(PCL-5)、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对其心理创伤症状进行评估。结果:失独父母PTSD症状筛查阳性率为57. 1%(213/373),症状B、C、D、E的筛查阳性率分别为77. 7%(290/373)、75. 9%(283/373)、71. 0%(265/373)和68. 6%(256/373)。回归分析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能够负向预测PCL-5和症状D得分,即经济状况越好症状得分越低(β=-0. 13～-0. 10,P <0. 05);孩子去世年龄能够负向预测PCL-5、症状B和D得分,即孩子去世时年龄越小创伤症状得分越高(β=-0. 12～-0. 10,P <0. 05);CES-D得分能够正向预测PCL-5及其子症状得分(β=0. 67～0. 78,P <0. 05)。结论:失独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筛查阳性率较高,其创伤症状受家庭经济情况、孩子去世的年龄和抑郁症状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失独老人的生活困境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应对

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控制人口、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政策增大了一些家庭的生活风险,因独生子女死亡而产生的失独老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本研究对失独老人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大多数失独老人存在经济状况恶化、精神普遍抑郁、健康状况下降、人际交往敏感封闭等困境,在生活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着强烈的需求。目前,国家的扶助政策较为滞后,存在扶助标准低、覆盖面窄、扶助形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为了满足失独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必须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来设计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失独人群文化创伤:形成过程、演化逻辑和再造

文化创伤的发生,实际上是群体成员从创伤体验到创伤记忆的形成过程,其中要经历创伤经验的集体化、社会文化的想象化和创伤记忆的共享化三个阶段。基于失独事实的文化创伤演化逻辑表现出了从个人认知到集体认同、从客观事实到自觉建构、从私人领域到公共话语三个维度的转向。正因如此,导致失独人群的创伤记忆共同指向于独立生命价值形态的碎裂、情感主义状态的累积与牵绊以及单一苦感叙事的沉溺与重复。迈向破碎个体创伤的整合、迈向纯粹情感主义状态的跳脱和迈向单一苦感叙事的升华,可以完成失独人群创伤记忆的意义生产。

论失独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回应间的鸿沟及其弥合

随着失独问题的日益凸显,失独群体采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行的诉求方式,向各级政府提出自己兼具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诉求,针对这些诉求,政府也选择性地做出了回应,但二者在失独问题的认知等方面依旧存在较大的张力和诸多矛盾。因此,只有从单向性回应、形式化回应走向互动性回应、实质化回应,努力寻求失独问题解决的平衡点与突破点,才是弥合这一鸿沟的有效路径。

“失独”三问

失独家庭增多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公共话题,退出育龄期的高龄母亲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再生育?面对失独,国家该不该负起责任来?失独作为中国特有的问题,究竟该如何面对和有效治理?通过分析认为:首先,要从政策层面杜绝"政策性独生"和"政策性失独"现象,同时要从文化层面减少"自主性(或者选择性)独生"和"自主性(或者选择性)失独"现象,鼓励打造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合适之家"。其次,对失独父母要引入"社会化帮扶模式",对再生育成功的失独家庭,要纳入"社会化抚育模式",对老无所依的失独父母,要纳入"社会化养老模式"。再次,结合父母的生命历程,区分"暂时性失独"和"永久性失独"两种情况非常必要,失独者所需要的帮助与生命历程中的"失独时点"有关。最后,失独父母需要的系列保障、服务和关怀不仅是失独者的"需要",而且是失独者的"权利"。最普遍、最突出、最紧迫的失独问题当属养老保障和服务的缺位和匮乏。

如何安放孤独的灵魂?——2015～2016北京市失独群体内部需求差异调查分析

失独群体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即将步入暮年的他们,面临着重重困境。目前对于失独群体的相关政策不统一、政策定位"瞄不准",对失独者的扶助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未考虑到这一群体需求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既不能很好地满足受助者的实际需求,又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文章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详尽阐述了失独者在经济、精神、养老等方面需求的差异性,提出了建立"供需对口"的瞄准机制的政策建议。为研究失独群体需求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村失独者的心理困境——基于江苏省若干案例的讨论

以结构主义建构论的理论视角,考察农村失独者心理困境产生的结构性原因和主体建构。因果报应信仰下的"指指点点"、社会安全网缺失的老年生活想象、生育底线下的"身后事"、农村熟人社会性质等构成了农村失独者对失独意义建构的结构性背景,其长时间且激烈的心理困境是失独意义建构的产物。农村失独者心理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同命人"的联谊互助,形成非正式社会网络,获得精神性社会支持,从而促进农村失独者的心理困境缓解和社会再融入。

失独父母的丧痛与生命意义回归

失独给失独父母带来了巨大的丧痛,也使得他们丧失了把繁衍后代作为生命延续和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的可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失独还意味着无法承续“香火”和传宗接代,甚至还有“无能”“无德”的文化隐喻,这对失独父母的世界观和生命意义提出了重要挑战。目前追求肉体生命的真正永生还无法实现,但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繁衍后代,还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等多种创造个人成就和社会价值的方式来实现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人生有意义不完全依赖于人能否繁衍和生命的长度,当我们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便在实现意义的过程中超越了自己。死亡的必然性提醒我们要规划有限的生命时间去追求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并让我们存有敬畏之心和过一种有道德规约的生活。

组织化与增能化:失独者的“自我抗争”——基于灵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思考

失独者遭受到失去独子的巨大危机,"身心灵"三层维度上皆受了严重创伤,精神极度脆弱。从灵性社会工作的角度看,面对危机每个人都有自我改变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失独者经受了失去独子的沉重打击,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略微偏离正常的思维逻辑,但理性与感性之外的灵性力量会在无意识状态下建构自身防卫机制,对危机进行"抗争"和"突围",在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失独者群体组织化和个体增能化。失独者通过主动组织化"抱团取暖"和被动增能化"自我提高"逐步强化自身"抗逆力",缓解并逐渐走出"失独"带来的阴霾与伤痛,搁置悲伤,聚焦于"无子"之后晚年的生活保障与精神慰藉等现实问题。

失独父母安全感的丧失与重建

结合安全感的理论维度和实地调查经验,演绎出失独父母安全感的基本维度,并从家庭生活领域、职业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三个具体维度考察了该群体安全感的状况,进而得出失独父母安全感全面丧失的基本观点。在充分发挥失独父母能动性和由内至外的安全感重建路径上,坚持制度性支持与非制度性支持相结合、专业性力量与非专业性力量相结合和组织化形式与非组织化形式相结合,是重建失独父母安全感的有效途径。

坍塌与抗争:“失独者”真实生活图景透视——基于三个报道案例的内容分析

"失独者"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风险的直接产物。在国家权力、市场理性以及传统文化的合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失独者"面临精神创伤、老无所养、经济风险的真实生活图景。但是,"失独者"也通过痛楚的身体、抱团取暖的方式、联合的上访来进行周旋和抗争,表达自身微弱的话语和正当的权利诉求。国家权力机构应充分考量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和现实环境,促进社会良序的发展,保障公民基本的权利。

“失独家庭”老难善终症结探析

当前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失独者"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并没有很好解决。因此,本着"关注弱势群体,立足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方针,依据立法精神和2007年以来出台的相关政策与"失独家庭"的实际生活、精神状况,探析现行法律和计划生育扶助政策存在的缺陷。藉此并以"政策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视角,从扶助政策背后的法理研究和法律制度建设,思考并探索改善"失独家庭"老难善终的症结所在,以期为政府最终解决失独者"老难所养,老难所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的四难问题提供参考。

失独者的孤独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失独者的孤独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孤独量表(UCLA)、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抑郁自评量表(SD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按自愿原则选取101名失独者为研究对象,评定101名失独者的孤独感现状和影响因素,以85名非失独者为对照。结果:失独组UCLA(51.94±8.69)明显高于非失独组UCLA(37.82±9.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失独者的孤独感与健康状况、SDS得分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总分、自我效能感得分、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以上影响因素相关分析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中显示,抑郁、家庭收入是失独者孤独感的危险因素,客观支持是失独者孤独感的保护因子。结论:失独者孤独感水平普遍较高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应有针对性地对失独者进行心理干预,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缓解其抑郁症状,从而降低其孤独感,最终提高失独者心理健康水平。

我国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失独"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失独群体中,一部分人面临着生活困难、疾病缠身、老无所养的困境,由此失独老人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群体,但目前我国对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立法并不完善。因此,国家不仅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失独老人的权利,完善失独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而且应该出台相关的帮扶措施,营造关爱失独老人的社会环境。

我国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救援的研究

失独问题已成为社会性问题。随着失独群体数量日渐庞大,如何采取切实而有效的心理救援,对于失独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本文对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救援的研究进行综述,为失独群体的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政府部门制定失独者心理救援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失独老人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以南京市为例

失独老人既是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群体,但目前我国对失独老人的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他们尚面临着养老困难、就医困难、无精神寄托、养老途径单一、贫困无助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南京市为例,从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出台帮扶措施,营造全社会的关爱环境等方面,探索破解失独老人养老保障诸多难题的路径。

我国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现状与问题探析

失独群体不仅要承受独生子女离世的打击,而且容易陷入经济、心理、养老、再生育等各种困境。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失独群体提供社会保障责无旁贷。当前的探索实践中存在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边界不清,中央政府未承担起应有责任,扶助政策城乡有别,心理救援缺失等问题。建议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立足于现有体系框架,积极响应失独群体的合理诉求,由中央政府承担经济扶助的主要责任,实现城乡失独群体社会保障政策的统一。

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以泉州市为例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泉州市失独者进行抽样调查,而后对186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失独者普遍存在心理问题,其SCL-90阳性检出率为45.1%,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全国普通人群;不同性别的失独者在强迫症状、抑郁、焦虑及恐怖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女性高于男性;不同年龄段的失独者在躯体化、抑郁及焦虑因子上有显著差异;不同地域的失独者在强迫症状及敌对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城镇高于农村;失独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婚姻状况、子女死亡年龄和子女死亡距今时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失独者的心理卫生状况,政府有关部门、专业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要通力合作,帮助失独者解决存在的心理问题,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