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更容易导致公司欺诈?——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

公司欺诈是一个不等同于财务舞弊或公司违规的特有现象,危害巨大。在中国,上市公司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显著特征,因此,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公司欺诈分解为发生和发现两个过程,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6年数据,使用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对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发现股权的国有性质是一个积极变量,国有企业实施欺诈的概率更低,已发生的欺诈活动更容易暴露。其次,投资者类型差异决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欺诈的关系:作为典型的长期投资者,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可以显著抑制公司实施欺诈的倾向;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兼具长期与短期投资者特征,是最'纠结'的投资者,其持股比例与公司实施欺诈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显著包庇内部已发生的欺诈活动;非控股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短期投资者,显著提高了公司实施欺诈的概率。最后,以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表征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欺诈活动越不容易被发现,这显然会给监管带来困扰。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践行价值投资理念非常必要和紧迫,这就需要政府从惩戒措施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加强。

面向多维稀疏数据仓库的欺诈销售行为挖掘

分销渠道系统中,产品制造商会分配给销售额较大的分销商更多返点利润鼓励销售,而分销商之间可能会联合起来将多个分销商的销售业绩累计在其中一个分销商上,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商业欺诈行为被称为挂单或窜货.由于数据中大量正常极值点的存在,使得传统异常探测算法很难区分正常极值和由挂单导致的异常极值;另外,多维销售数据本身就存在的稀疏性导致多维数据异常探测算法无法有效运行.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将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起来,提出了基于分割率的特征提取方法和基于张量重构的挂单行为挖掘算法.同时,由于分销商之间存在多种挂单行为,设计了基于挂单模式偏序格的特征提取方法来对销售数据集中存在的挂单行为进行分类.在合成数据的实验中,所提出的挂单点挖掘算法能达到65%的平均AUC值,而传统特征提取方法仅达到36%和30%的平均AUC值.在真实数据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挂单行为探测方法能区分正常销售极值和挂单行为产生的异常极值.

基于有限理性的考试作弊上瘾问题研究

考试作弊不是一种偶发的或单次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上瘾行为。影响作弊者上瘾的主要因素包括行为人个体、社会环境以及考试制度本身,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影响行为人的上瘾行为。在上瘾行为决策过程中,行为人会明显表现出重视即期收益而忽视远期成本的有限理性。上瘾行为的终止可以通过增大不作弊收益、降低作弊者的预期效用而实现。

视而不见?证券分析师与上市公司欺诈关系研究——基于考虑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

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考虑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同时考察欺诈事件的发生和发现两个过程,全面检验了证券分析师与上市公司欺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与上市公司欺诈之间存在一种“护犊”现象,一方面证券分析师可有效监督上市公司,抑制上市公司的欺诈倾向,体现出积极的治理作用;另一方面却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欺诈活动被发现的概率,存在扰乱监管的嫌疑。进一步研究发现,股市周期弱化了分析师的监督效应和掩盖效应,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强化了分析师的掩盖效应。考虑内生性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证券分析师真正关心的是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欺诈事件”,而非是否发生了“欺诈”。

论消费者保护法上的履行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的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缔约欺诈展开,而忽视了履行欺诈。缔约欺诈涉及合同效力判断,由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处理;履行欺诈则属合同义务违反,由违约责任处理。但在涉及消费合同时,常规违约救济对履行欺诈行为并无遏制作用。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履行欺诈亦应属消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在履行欺诈情形下,退还价款、货物更换、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等救济的处理均具有独特性。司法实务往往将履行欺诈与缔约欺诈、瑕疵给付、告知义务违反相混淆,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文结合2014—2020年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汽车买卖纠纷案的全样本分析,对消法领域的履行欺诈问题展开详细论述。此外,通过区分两类欺诈,在教义学框架内即可完满处理“知假买假”问题,而无须诉诸外部体系。

“部分篡改型”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之否定

囿于“捏造”内涵不清,理论与实践对“部分篡改型”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形成了“构成说”和“不构成说”的观点聚讼。通过扒梳“捏造”的语义空间以及解读立法原意均无法将“部分篡改型”行为归入虚假诉讼罪的窠臼,且司法解释已经进行事先框定,此时,即便“部分篡改型”行为与“无中生有型”行为具有同样的法益侵害性也不能逾越罪刑法定的藩篱。对“部分篡改型”行为的刑法评价宏观上需要保持刑法与民法的协调度,并顺清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之间的责任竞合问题。具体实施上,将“部分篡改型”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经得住法律和理论的双重诘问;基于罪责刑相适应的正义要求和“相同情形相同处理”的刑法坚持,当“部分篡改型”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或其他犯罪的,须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