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实践特征、现实挑战与因应策略——基于2012-2022年党内统计公报的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组织经过十余年时间的建设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对2012—2022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考察来看,质量强党是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主线,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围绕组织规模的提质增效、党员结构科学化布局、党员代表性的巩固提升进行努力,使得党的组织规模更加适度、党员队伍结构更加均衡、党员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更强,呈现出党的组织建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实践特征。分析数据发现,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着领导力弱化、老龄化压力、传承性隐忧等现实挑战,党的组织在部分行业功能弱化、党员整体加速老龄化、党的事业传承性考验成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必须直面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组织建设需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自我革命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支撑,来直面党组织建设的风险挑战,进而实现党的组织建设水平、能力和质量“全面跃升”。首先,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功能与作用,确保党的组织建设水平不滑坡;其次,通过自我革命强化党的组织建设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党的组织生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不褪色;最后,增强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供给与保障能力,强化制度的规范执行与有效实施,确保党的组织建设始终保持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不偏离。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内构与外塑: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内涵

党的组织法规在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一定的研究价值。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组织法规生成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组织法规是制度现代化的表现,制定、执行和落实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要求。具体来看,党的组织法规的建构一方面加强了组织的稳定性,对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产生了规范作用,有效锻造了党的强大组织力;另一方面,党的组织法规的制定落实过程既塑造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又塑造了党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崭新形象”。这几方面既是党的组织法规的生成逻辑,又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组织法规所发挥的价值内涵。我们要发挥党的组织法规优势,锻造党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坚持人民立场,塑造良好形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内法规“试点”的过程与机制--基于对干部任前公示制的历史考察

试点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也是理解我国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理论视角。已有研究多关注党外公共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试点机制,忽视了该机制在党内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领导干部任前公示这一党内制度的历史性考察,可以剖析党内法规“试点”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任前公示制经历了“地方试点—条块扩散—中央推广—条块再创新(含配套制度创新)—中央选择性吸纳”的多阶段演变过程。在党内法规体系化进程中,政党统领属性在试点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呈现为政治权威引领下的条块联动机制和政治势能驱动下的央地互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效率原则的试验机制,党内法规化进程驱动着党内试点在条块组织中的展开、扩散及再造。

全面领导视域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组织法规制度的互动发展

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起到统领政治方向、明确价值导向的重要作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在党的组织路线的引领下不断实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提升党的组织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质量。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制度载体,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适用性和程序化推进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总结和发扬党的组织建设中好的经验,实现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对于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内在逻辑与功能定位

党内法规与党内法规制度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之结构与功能的规章制度总称,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建设表征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化建构,是包括“价值—制度—过程”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呈现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三层结构,限定其五方面功能,即为党组织在组织力内在要求上优化党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和增强组织力、组织管理主观要求上提升管党治党能力、组织运行规范要求上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组织协调系统要求上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组织功能政治要求上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认知维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法治思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以及西方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目标是法治中国,根基是党的领导,方略是共同推进、一体建设,中心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两个维度是国家法律、党内法制,基本途径是德治和法治并重。习近平法治思想呈现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党内法规建设中的人权保障理念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所坚守的重要原则。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尺。人权保障理念与党内法规建设具有内在关联,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指引。因此,人权保障在党内法规建设中尤其需要加以重视。强化党内法规建设中的人权保障理念,有助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升华党内人权保障意识;有助于提升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有助于彰显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权大国形象。

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思考

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党内法规的内涵不断清晰、完善和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善党内法规建设一是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二是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是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同时,不断地把成熟的党内法规上升为法律,建立党内法规与法律的协调机制,努力做到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全面依法治国更有力的向前推进。

论侵权法律适用中保护当事人利益原则

传统侵权法律适用关注的是选择过程的合法性,缺少对所选择的法律适用结果的关注,以至于忽视了在法律选择过程中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分析在侵权法律适用中保护当事人利益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必要性,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概括我国在侵权法律适用方面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具体体现,并分析在司法实践中保护当事人利益原则如何实现的相关问题。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回应型规制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疾,而以市场自治为导向的公司法的私人执行模式难以有效规制利益输送行为。我国近年来发展了公司法的公共执行模式,允许监管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强化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规制数量有限,对于资本市场上普遍的利益输送行为规制仍有不足。回应型规制理论表明,在公共规制者存在信息、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应当将规制权力授予多个主体,丰富执法手段,构筑执法金字塔,同时采取适当的规制升级策略。这一理论对于关联交易的有效规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