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恶意取得及其规制路径

伪造并不真实存在的技术方案、明知为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故意侵犯他人技术秘密并申请专利,以及违反保密审查义务在外国申请专利后又在中国国内申请专利等四种行为,是典型的专利权恶意取得行为。根据这些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为公共利益或是特定第三人利益,可以将其分为无效的专利权恶意取得行为与可撤销的专利权恶意取得行为。对于前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对于后者,只能由利益受到损害的特定第三人主张撤销原授权决定,并请求变更权利归属。专利权恶意取得行为的规制,既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层层把关、细致甄别,又需要行政审查机关注重源头治理、加强事后惩戒,形成协同治理体系。

访谈: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中的比例原则——德国权威学者解读专利侵权纠纷中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和司法适用

德国专利法在最新一轮修改中为限制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引入了合比例性抗辩,据此法院在决定是否授予禁令救济时必须将侵权人或第三人利益纳入考量范围。这一立法变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为廓清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德国知识产权法权威学者马蒂亚斯·莱斯特纳教授。在本次访谈中,莱斯特纳教授就比例原则的立法背景、规则原理以及修法后的具体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提供了专家视角下对德国专利法这一重要发展的深入见解。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现行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了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司法裁决和行政裁决模式。文章通过梳理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法律及政策文件的具体规定,分析了行政裁决与民事诉讼的并行困境,以及这二者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专利侵权诉讼之间的潜在困境,究其原因是未将仿制药申请上市行为定性为侵权并遵循了传统专利侵权双轨制解决模式和专利确权行政解决模式,并从确立以“拟制侵权”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择一适用行政和司法程序、探索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事由等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

在全球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本国法院的判决经常具有国际影响力,在判决涉及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时尤其如此。当事人因此有了争夺有利法院进行诉讼的强烈动机。禁诉令是诉讼管辖权争夺战中的重要制度工具。现有法律已经为中国法院颁发禁诉令提供宏观依据,但在微观层面,禁诉令制度还有很大的细化和改进空间。中国法院应采取“谨慎但针锋相对”的禁诉策略,即在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之前,原则上容忍国际重叠诉讼,只有重叠诉讼可能过度损害本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实质损害中国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目标时,法院才颁发禁诉令或禁执令;当外国法院的禁诉令威胁到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时,中国法院可以对等颁发反禁诉令。鉴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全球地位,采用这一禁诉策略,中国法院能够捍卫司法权威,维护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美国《人类专利法案》解析及启示

涉及人道主义方面的发明创造主要涵盖医疗卫生、能源、环境等领域,此类发明由于技术开发难度大,研发成本高,审查周期也较长。面对涉及人道主义的发明创造,如何进一步提高审查效率与改进审查质量,是各国专利行政机关的工作重点。2022年12月,美国制定了《人类专利法案》。该法案的前身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已经实施多年的“人类专利计划”,法案将“人类专利计划”写入法律,并确立了一项名为“授予证书以加快专利商标局的特定事项”的机制,以奖励那些使用发明与创新解决相关全球人道主义挑战的创新者。我国一直致力于为全球人道主义事业建设做出贡献,在专利领域出台了不少回应人道主义问题的政策。未来,我国可考虑加强专利优先审查制度中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规定,并通过设立人道主义专利奖励等方式,以激励涉及人道主义的专利创新。

标准必要专利FRAND承诺之法律性质辨析

民法的平等原则派生义务自主原则,主体只能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他人设定义务。缔约行为的本质即主体在相对关系中为自己设定债务。缔结双务合同,即缔约双方分别为自己设定债务,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我将公平、合理、无歧视地授予许可”,虽然“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含义并不明确,但可以明确的是,许可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偿的。作为许可条件的费用,理应是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者为自己设定的债务,当此交换条件还不明确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可能作出授予许可的意思表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向标准化组织所作的FRAND承诺不含效果意思,非法律行为,而是要约邀请、事实行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并未因FRAND承诺而为自己设定任何债务,标准化组织或潜在实施者也未因FRAND承诺而取得任何债权。“利他合同”是由本合同与本合同债务人向第三人单方允诺而缔结之单务合同的“组合”,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合同为双务合同、有偿合同,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化组织之间不存在“利他合同”关系,潜在实施者不构成“第三方收益者”。根据义务自主原则,即使法律能够推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过默示意思表示为自己设定容忍潜在实施者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义务,也无法推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过默示意思表示为潜在实施者设定支付许可费的义务。默示许可规则只能推出无条件许可的结果,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追求对价的目的相冲突,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合同的双务、有偿的性质相矛盾。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后,与潜在实施者仍是不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先合同义务”。潜在实施者也不享有任何类似狭义形成权的优势地位,不得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设定承诺义务、缔约义务,否则意味着实施者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民法的平等原则。

专利侵权诉讼中瑕疵专利问题的司法优化路径

由于我国的专利确权纠纷解决机制承袭了德国的二元制体系,法院在瑕疵专利的侵权诉讼中无法对涉案专利的效力问题作出认定,导致现有救济模式的适用范围受限且救济成本较高,影响了诉讼效率与公平。为探究专利侵权诉讼中瑕疵专利的司法优化路径,引入以权利抗辩为核心的专利无效抗辩权,以公定力理论对行政确认行为在民事侵权诉讼的柔性限制、权利抗辩对请求权效力问题的回避,以及民事诉讼中将行政确权行为作为优势证据来论述专利无效抗辩权的合理性。

浅析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构成——以美国为例

由于制药行业对专利保护具有高度依赖性,而新药研发的高成本又与公众的用药需求相冲突,为解决这个问题,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应运而生。美国Hatch-Waxman法案作为该制度的起源,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制药行业均具有深远的影响,其通过仿制药简化申请、专利声明、专利挑战等制度保障了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通过专利延长和试验数据保护等方式支持了原研药的创新。

中国“拜杜法案”体系下高校专利申请增长分析

在2011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的背景下,对中国专利申请的重要主体之一——高校的专利申请增长现象进行了统计分析。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中国"拜杜法案"体系促进高校专利申请的假设。用统计分析、非参数检验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认为:以《科技进步法》(2007年修订版)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拜杜法案"体系对高校专利申请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较长时期内才显现出来,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

我国“杜拜法规”对高校专利与许可的影响研究

运用实证与案例研究方法,评估我国类似美国杜拜法案的法规对高校专利及许可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法规促进了高校专利的增长,但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对高校专利许可的促进作用不如对专利的作用明显;对不同层次高校的专利和许可影响不同。

论专利制度的基本功能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专利法的终极目标,也是专利制度的主要功能。但是,在我国,专利制度功能的基本构成却常为人们所忽视。创新经济学认为:创新不断扩散,是技术创新社会经济效益的根本来源。《专利法》第26条规定的发明公开制度作为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之一,对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具有重要价值,体现了专利制度的终极目标。它教导该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实施发明(教导功能),体现了发明人真正做出了发明创造(占有功能),促进了技术信息和权利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功能),从而实现增进人类知识积累的专利法目标。从制度功能来看,实现专利制度基本功能的重要载体是专利文献。

对假冒专利罪的澄清

《专利法》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犯专利实施权的行为作了严格区分 ,然而有关假冒专利罪的刑法学通说割裂了《刑法》与《专利法》之间的联系 ,混淆了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犯专利实施权的行为的界线 ,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假冒专利罪应当采用系统解释方法 ,根据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在《专利法》中的固有含义予以解释。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我国台湾地区,是否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演变路径既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立法部门对于保护专利权的态度变化。造成台湾地区立法反复的主要原因在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与大陆法系传统相异、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负载遏制专利侵权行为发生的立法目的。我国大陆地区本次修改《专利法》不应以儆效尤,应暂缓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美国仿制药管理的法制历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美国政府20多年来针对仿制药管理的主要法规,分析我国仿制药管理的现状。通过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仿制药法制化管理的建议。

美国应对“专利蟑螂”最新法律实践述评

美国专利蟑螂仍在泛滥,我国专利蟑螂也已现端倪。2015年,美国继续努力遏制专利蟑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了《创新法案》、《专利法案》、《2015索赔函透明法案》及《2015打击流氓及不透明信函法案》。这些法案有利于遏制专利蟑螂,但仍需改进。司法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地区法院有职权和责任确保劝阻轻率案件,首次使用了"专利蟑螂"术语,重申滥发索赔函、轻率诉讼会给创新带来有害负担。对于美国规范索赔函、防治滥用诉权以及提高专利质量等法律实践,我国立法机关宜适当借鉴,我国出口企业应密切关注。

体育动作可专利性法律问题研究

体育产业化要求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运动参与者的经济利益。体育动作的不断革新要求对引入专利保护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专利制度法律规定和体育动作的特性发现,体育动作具有受到专利保护的可能性。但是,通过专利保护体育动作仍然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只有体育产业和法律制度能够良好的协调和互动,才能通过体育动作的专利保护促进体育运动的进步和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药品专利挑战的机制和策略

众所周知,仿制药专利挑战机制是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核心。中国作为仿制药大国,近年来开始关注美国首仿药,致力于推进医药国际化进程。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新增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有关内容被视为调整药品专利相关制度的重大突破,给医药知识产权从业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追溯药品专利挑战机制的建立,结合有关规定及案例,归纳药品专利挑战机制的运行模式,对药品专利挑战策略提出完善建议。

侵犯专利犯罪的立法质疑

本文在对假冒他人专利罪进行实然解读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立法的不足,并着重论述专利侵权行为、冒充专利行为以及故意销售专利侵权品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专利犯罪的罪名体系与刑罚体系进行反思,提出应设置虚假专利标记罪、侵犯专利权罪与故意销售专利侵权品罪的设想。

美国清洁能源的专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清洁能源是人类为减缓气候变化,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问题所选择的能源创新。而专利制度的变革是对清洁能源创新的适应性调整。美国通过《美国发明法》等一系列专利制度改革,加快创造清洁能源的本土专利资源,迅速扩张清洁能源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清洁能源的专利囿于国内创新,缺少国际创新;重视专利作为商业创新的手段,忽视专利促进技术创新的目标功能。因此,借鉴美国专利制度应对清洁能源创新的变革举措,对于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深南包装公司”案判决导致美国国会立法明确规定了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美国专利法的损害赔偿条款可否赔偿外国损失,美国最高法院在维森盖克案中作出了肯定回答。由于缺乏对损害赔偿条款能否域外适用的深入分析,导致该案之后,美国法院针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侵权行为,都可以允许赔偿国外损失,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已经突破专利法的地域性成为不可逆转的法律现象。中国也面临着专利法一定条件下应该域外适用的需要,我国过去的专利司法实践表明,我国专利法应该域外适用,对出口侵权设备部件的行为,以及进口侵犯中国专利权产品等间接侵权行为给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