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道的影响看理学教化新模式的形成

受佛道的刺激,隋唐时期儒学开始衰落,有担当感的儒者以振兴儒学并恢复其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其主旨则是对社会教化的加强。此一时期的理学教化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内容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教化模式。

中国青花瓷纹饰艺术与儒释道文化思想研究

中国青花瓷纹饰,是在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它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种审美要素,凝聚着天、地、人精神。青花瓷纹饰文化审美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着儒释道思想前进的足迹,儒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礼为序""经世致用"的理念和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致虚守静""无为而治"的理念,以及佛家的"禅宗独盛""佛所行赞""佛教造像""佛教言孝",对青花瓷纹饰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佛道格局视野下明清河西道教的发展及影响——以张掖、永登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河西张掖、永登二地在官方主导下,将道教宫观与儒家祠祀共同布局于城镇卫所堡寨内部,逐渐形成人口聚落核心区以儒道为主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两地信仰由重佛转向三教并立、以儒道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明代皇室崇道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国家权力有意促使河西民众奉祀儒道、平衡佛教独盛的局面。明清时期道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客观上为凝聚共同社会价值理念、守御疆土、促进民族融合发挥了多重作用。

民间艺术吉祥图案与和谐文化精神

分析了原始信仰崇拜是民间艺术吉祥图案产生的源头,论述了儒释道等哲学思想是构成民间艺术吉祥图案的理论基础,进而分析了民间吉祥图案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功能,提出民间艺术吉祥图案运用象征手法,寄寓对美好和谐生活的追求的观点,民间艺术吉祥图案直接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谐文化精神。

云南大理巍山地区儒释道共存格局的形态及其原因分析

云南大理巍山地区儒释道共存格局有两种形态,即宗教形态与思想形态。前者往往以实体的形式存在,而后者通常以个人的思想以及群体的实践为载体。而且在两种形态的基础上探讨了共存格局形成的原因,提出了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两个概念,认为宗教形态共存格局的形成主要源于统治者的政治逻辑,而思想形态的形成主要由生活逻辑所致。

中国古代“亲子重逢、盲亲复明”故事类型考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以"亲子重逢、盲亲复明"为叙事类型的孝道故事,其情节可概括为:亲子离别失散,父母因此忧泣失明。后来亲子久别重逢相认后,盲亲瞽目复明。早在秦汉时期,这类故事中的"重逢认亲"元素便已出现,其情节设置源于儒家感应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亲子重逢、盲亲复明"故事类型开始出现。宋元以降,随着劝善运动的展开,此故事类型与道教文昌信仰相结合,并作为劝善故事广泛流布于民间社会。中国古代"亲子重逢、盲亲复明"孝道故事的产生与流变,体现出了儒释道混融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人类社会对亲人团聚的共通情感。

论《行香子》的词调渊源与创作流变

《行香子》是宋代以来较为流行的一个词调,其来源与佛教关系密切。《行香子》的声调体现出明快深高且悠扬流美的特点,而后则演变成了健捷激袅的声情特征。《行香子》的格式多样,每片结句通常以一仄声字领三个三言对句,颇具特色。在创作流变中,该调的题材内容不断扩大,且形成了两类典型的写作类型。苏轼首次以此调述怀,奠定了《行香子》适合写人生功业之感、抒逍遥闲适之情的格局。而全真教王喆开始用此调唱道劝导,开辟了《行香子》的宗教书写类型。

甘肃省图书馆藏道光《崆峒纪游集》的史学价值

甘肃省图书馆藏道光《崆峒纪游集》是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了道光年间平凉当地官绅游览崆峒山等地所作的游记与诗歌,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其诸多价值有待揭示。如结合相关史料,此书能弥补平凉清代史志文献的阙漏与讹误,可借此增补道光年间平凉多位知府、知县的履历,还可更正光绪《平凉县志》中人物事迹的讹误。同时,此书还反映出道光年间崆峒山佛教盛于道教的史实,兴盛的崆峒佛教此时已渗入崆峒道教的核心区域,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崆峒山的佛道格局。以道光《崆峒纪游集》为代表的集部文献可发挥以诗文证史的功能,是进一步推动平凉历史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