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克洛岱尔中国书写中的自然书写与和谐之道

保尔·克洛岱尔是20世纪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法国作家之一,其创作于中国时期的多部散文诗集皆带有浓郁的自然田园色彩。无论是以山石树木作为人类变体,还是借由秋收冬藏之景表达作家的精神图景,克氏诗歌的表达方式都较为符合《文心雕龙》里所论及的中国写景文艺传统。不拘于此,克氏于观察自然中提炼出的诗艺理论又颇为契合石涛《画语录》中的“脱胎”一说。种种形式上的巧合将我们引向了克氏的和谐之道与道家思想关系的讨论。尽管作为基督教徒的克氏难以吸纳老庄的所有思想,但其作品中呈现的积极文化对话场景,无疑为需要探索族群之间和解之道的今天提供了良好范例。

身历其境：清末民初中国城市与欧洲文学想象(克劳代尔篇)

清末民初,一些欧洲文学家来到中国。他们能透过现象追寻中华文化的本质,向往着历史文化积淀的超越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家,他们汲取身历其境的实存经验,写出个人独到而深刻的生活体会,探索异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心灵冲击,思考文化环境与文学想象的关系,创作出重要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后世。这些欧洲作家书写中国经验的过程,涉及了不同文化的交叉渗透。通过作者书写的主观努力,以及本人不能完全意识到的多重文化场域的影响,创作出涉及特定历史真实的艺术想象记录。这样的记录,虽然不能作为完全客观的史料来理解,但也不是天马行空式的文学艺术想象。本文以克劳代尔为例,探讨欧洲文学家亲身观察之细密,以及观察后所创作的文化想象,再与当时中国人自己的地方志和风土历史记录对照,希望可以对清末民初的城市印象及其可提供的文化想象空间,提出一点新的观照方式。

渡尽劫波同窗在——罗曼·罗兰与克洛岱尔的暮年砥砺

罗曼·罗兰和保罗·克洛岱尔同属法国20世纪的重要作家,二人是高中同窗。在经历五十一年的分离后,二人在暮年重逢,展开了深层的内心互动和砥砺:克洛岱尔试图在重拾旧谊的同时唤醒罗兰的天主教信仰;罗兰则以音乐为媒介,深入地展开与旧日同窗的精神交流。理想幻灭和晚年沉疴让罗兰晚年进一步偏离理性主义立场,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立场;克洛岱尔把帮助罗兰重拾信仰当作使命。这一互动从1940年开始持续到1944年罗兰过世,读者从中可以窥见晚期罗兰的价值调适和他思想二元性的特点。本文从罗曼·罗兰的视角出发,以罗兰晚年日记、与克洛岱尔的通信为研究文本,从他与克洛岱尔互动的角度再现出其晚年思想轨迹。

论克洛岱尔《认识东方》中的中国形象

法国诗人、戏剧家保尔·克洛岱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外交官身份来到中国,在处理中法外交事务的同时,他游历多地,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散文诗集《认识东方》。克洛岱尔本人具有诗人、戏剧家、外交官、天主教徒等多重身份,他看待中国的眼光与书写中国的笔法呈现出随其身份之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几重身份共同影响下的中国形象成为一个沉默的剪影,它具备清晰、细致的轮廓与形态,却缺少自己的语言。

界限之辨:克洛代尔与中国的对话

本文以"界限"问题为线索,将法国诗人保尔·克洛代尔1907年的纲领性著作《诗艺》和1946年的艺术评论集《眼在听》联系起来,观察诗人诗学原则的确立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时期对东方思想的借鉴。在《诗艺》中,凭借"法国式的"、"清晰、牢固"的"界限",克洛代尔构建了自己基本的理论框架,有选择性地参考了中国"因空而生"的理论和阴阳的并置结构。在《眼在听》中,"界限"被柔化,成为富含东方色彩的"连接与混合的能力",与心灵的状态和灵魂密切相关。从《诗艺》到《眼在听》,体现了诗人与他者文化的持续对话和"共生"。其对创作的反思与实践为东西方"界限"思想的对话做出了贡献。

克洛岱尔与象形文字,或物之“哀”

梅肖尼克从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1902—1976)的语言主体性理论出发,提出文学作品的“形式—意义”一体论,认为文本话语的形式(句法、叙事、节奏等)承载着创作主体。此文中,梅肖尼克关注法国诗人克洛岱尔1927年于日本问世的短诗集《百扇帖》(Cent Phrases pouréventails)。该集以诗歌视觉形式探索著称,克洛岱尔在其中意图创造某种“西方表意文字”,即将符号的字形纳入诗歌意义的创造中;与此同时,在词语内部引入空白,在诗歌单位层面进行符号的重组。梅肖尼克从《百扇帖》的文字表意性出发,继而进入文本层面的表意性,重在探究这一层面上,文字的音与形如何合作,空白如何创造出特殊韵律并参与意义的形成。梅肖尼克认为,经过符号重组后的文本图像是一种更高意义的“表意文字”;它以可视画面的形式,呈现了不可视的携带着某种世界观与伦理的诗人主体。

论中日文化对保罗·克洛代尔戏剧创作的影响

20世纪初,当西方尚未完全理解东方的时候,保罗·克洛代尔因外交官身份,在中国与日本居住了整整20年。他将中日不同的传统文化与风俗民情通过其作品介绍给西方社会,他自身也因此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戏剧革新之时,他在剧本创作与戏剧实践中引入了许多中日的传统思维与戏剧观念,开创了新的剧本创作概念和舞台表现形式,引领西方戏剧革新突破了原有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