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国企绩效与过度投资:实证检验——基于国有资本金预算新政前后的对比分析

2007年12月11日我国颁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相关中央企业按照约定比例上缴红利。从而结束了我国国有企业十多年不分红的历史。该办法实施三年多来的效果究竟如何?本文以办法实施前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企分红、国企绩效以及过度投资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检验了该办法的实施效果。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提出了实证证据。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其受政府的管制及干预,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负担。以2003-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冗员度量政策性负担。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还会导致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第二,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即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财务绩效。虽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带来一定的政策优惠,但是其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关系改善以及供给侧改革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EVA的业绩评价对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企业投资行为与管理层业绩评价方式息息相关,良好的业绩度量方法能够影响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文章结合国资委对央企全面推行的经济增加值(EVA)业绩考核体系,利用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EVA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EVA业绩评价体系的实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够抑制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基于上述结论,从国资委EVA的指标修正和央企投资决策两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构成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多个异质大股东并存的股权构成对公司治理和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深层次结构化问题。以2011年至2016年上市的国有竞争类公司为样本,整合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外资、民营和自然人四类股东的持股比例,选择企业规模作为异质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从正到负地递减,结果显示:混改能促进改善大部分国企的绩效,但提升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于较大规模的国企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提供了理论支持,丰富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