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乡村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从梁漱溟与费孝通乡村文化观论起

新时代,涵养乡村文化生态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目前,乡村文化生态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开发过度同质化、生态生活环境的激变引发农民观念异化、文化生活服务体系的构建存在供需脱节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失活、生态与生活的协同意识模糊、文化与生活的载体建构分离。涵养乡村文化生态要基于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文化的政策方针,充分考虑文化、生态和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文化与生态的有效联结提高乡村文化生态的发展能力,以生态与生活协同调适激发乡村文化生态的内生动力,以文化与生活创造性融合健全乡村文化生态的基础保障。同时,还要借助文化与生态的资源联结深化特色文化符号建设、结合生态观与生活观的协同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心态秩序,依托文化与生活载体建构优化公共文化的组织机制,从而涵养绿色、健康、高质量的乡村文化生态。

范成大乐府诗中的农民生活、民俗活动镜像

南宋文人乐府诗继承了新乐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宋代文人乐府诗呈现出徒诗化倾向。范成大乐府诗揭露统治者的剥削,体恤民生艰难。范成大乐府诗继承了乐府精神,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乐府诗记风俗的新功能,对民俗如实记录是范成大乐府诗的新特点。范成大创作的《夔州竹枝歌》等民歌体乐府,实现民俗内容与民歌体裁的完美融合,为研究江南农村生活提供了多元视角,保存了珍贵资料。范成大乐府组诗影响到后世组诗的创作,提升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杨凌区为例

运用杨凌周边调研数据,对杨凌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宅基地被征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对数、抚养系数与社会资本对家庭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财产状况、家庭支出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目前农民生活满意度状况提出对策建议。

村级文化设施建设与利用问题刍议——基于湖南1395个村的调查

农村文化设施是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建设和利用状况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基于湖南1395个行政村的调查发现,村级文化设施建设初具规模的同时,存在文化设施总量供给不足,质量不高,部分设施利用率低,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为此,应融通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及时更新、修葺村级文化设施;加强管理与队伍建设,建立对文化设施的长期跟踪和农民使用意见反馈机制,提高村级文化设施的利用率和村民满意度。

农民幸福生活内隐观研究

研究在对185名农民进行预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各项特征频数出现高低,选择频数出现最高的40项幸福生活特征编制成农民幸福生活内隐观调查问卷。以3332名农民为调查对象,要求他们对各项幸福生活条目按照重要程度进行评分。结果显示:农民认为在其幸福生活中最重要的前五项分别是:家庭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子女孝顺、婚姻美满幸福和子女将来生活幸福;农民认为幸福生活应具备家庭生活、个人发展、基本生活设施、农业生产(或工作)和政策保障五个方面的特征。

建筑行业农民工生存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从事建筑工作农民工的生存质量,探讨其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安徽省合肥市及周边地区中铁某局11个建筑工地的696名农民工及349名正式职工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农民工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境各领域得分分别为(14.78±2.09),(13.45±2.29),(14.41±2.70)和(11.98±2.46)分,其中生理、心理领域得分低于正常人群,心理领域得分低于正式职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影响生理领域得分的因素有社会支持总分、家庭住址;影响心理领域得分的因素有社会支持总分;影响社会关系领域得分的因素有社会支持总分、月收入、婚姻、客观支持;影响环境领域得分的因素有社会支持总分、打工时间、平均回家时间间隔、年龄。结论建筑工地农民工生存质量不理想,可能存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健康问题,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增加工资收入、降低工作强度等将会改善农民工的生存质量。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文化转型背景下我国失地农民体育生活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失地农民对体育的认识、体育组织形式和体育消费情况入手,对我国失地农民的体育生活现状进行研究。指出在文化转型背景下,发展失地农民的体育生活应该遵循传统体育为本原则,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原则和竞技、健身、娱乐三结合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失地农民体育生活的对策: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政策的操作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生活;积极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体育工作者,旨在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体育生活水平。

《江村经济》: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江村经济》的核心主题是农政问题,而非土地问题。农政问题是考茨基在1899年以书名的形式正式提出的学术概念,关注的是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向更高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农村的转型变迁。在《农政问题》中,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考茨基认为,农政问题的理论分析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农政转型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路径才能完成。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采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概念和框架,尝试探索中国农政转型的生计框架视角和生计多元化发展路径,以此对话和回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农政转型理论和道路选择。这一观点是在学界对《江村经济》已有的诸多共识性评价之外费孝通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也是《江村经济》成为著名学术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失地农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其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以四川省荣县220位失地农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意愿、就业现状、是否得到就业扶持、是否有医疗保险等6个因素对失地农民生活是否满意影响为正,而征地补偿标准、住房面积、交通条件等5个因素的影响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完善就业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培养农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及对策——基于湖北省挖沟村调研的思考

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数理统计等方法,以湖北省挖沟村为个案,探讨了培养农民体育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等问题。研究认为:农民体育生活方式是农村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农民体育生活方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需;提出广辟农民收入渠道、培育农民体育消费意识,建立农村体育创新机制,借"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东风、定期举办农村体育文化周和体育节系列活动等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文化生活的调查与分析——以福州市城郊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作为一个介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群体正日益庞大。本项目选取福州市城郊代表性区域为例,从失地农民具体的文化娱乐方式入手,对失地农民文化生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调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失地农民文化生活情况和特点进行探讨,分析失地农民文化生活发展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丰富和发展失地农民文化生活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推动失地农民在文化层面上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

体育与农民的生活质量

从体育视角审视农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分析体育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及影响以及制约其作用发挥的因素和机制。在对我国农村体育现存问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充分发挥体育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中的作用。

“物”视域中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

生产和消费范式是以"物"为视域分析现代性制度和日常生活的两种社会理论范式。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制度安排具有"去商品化"特征,农民日常生活层面"神圣化"和"去神圣化"并存。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以"商品化"为方向,日常生活中农民则"双重分化"。现阶段包括农村公共物品"去商品化"等改变"物"的供给逻辑的制度实践,对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被首次写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伴随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的不断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主要根源,提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对策思路。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清代一个徽州小农家庭的生活状况——对《天字号阄书》的考察

分家文书是有关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前期一份徽州农民的分家书,指出:清代的徽州是一个纷繁复杂、即使是面对面办事也需要大量文字的社会。在民间,兄弟之间的分家可谓锱铢必较,即使是很小的财物,产权都需要明细的规定,一旦发生转让,均须以契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这显然与徽州社会作为商贾之乡浓厚的契约意识有关。在徽州,契约意识与商业发展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动。由此可见,徽州所以成为著名的商贾之乡,并非偶然的巧合。

自觉意识下乡村振兴的维度——一种理解农民生活基础的文化转型人类学

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存在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简单性,所谓乡村问题是旧问题和新问题的相互叠加,由此带来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而引发自觉意识下的文化转变。乡村以两个面向而存在:其一是以土地作为根基的乡村,其二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乡村,两者交互作用,彼此依赖。乡村不是一种孤立性的存在,而是处在了城乡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在文化与社会功能上都有着一种彼此勾连的一体性。因此,我们便要注意到在文化约束下乡村形貌的根基性差异。在中国乡村的根底里有一种受到土地所束缚的乡土性存在,而西方世界则一直试图从土地之中脱离出来,转而成为受到十字架所束缚的那种共同体的存在。我们因此也需要注意到在转型的语境之下,中国乡村的独特性存在如何转而成为了现代知识得以创造的试验场。

费孝通早期乡村经济思想评述——基于《江村经济》的分析

基于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状态的愿望,费孝通在多年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思路。在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他关于乡村产权、发展乡土工业、发展农村商品和金融市场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