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革命老区农村社区治理农民主体性缺失:样态、成因与突破——基于四川达州三个社区的调查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着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处于盆周山区的四川革命老区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严重,农民数字化适应能力弱,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挑战。治理的核心要素是人,农村社区治理要聚焦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对三个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村社区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处于缺失状态。农民主体作用缺失既有组织层面的原因,也有农民个体原因。为重塑农民主体性,需要数字链接农民需求、发展农村市场主体、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同时要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中国小农经济与智慧农业衔接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农业经营模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依然会继续存在。以小农户为主构成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技术、资金、市场、管理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缺乏农业资金支持、市场信息不对称、农产品供应链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制约着小农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智慧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小农经济与智慧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在于采用智慧农业技术和模式,应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平台,增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现代化意识,畅通农户与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交流渠道,提升农产品供应链标准化水平。促进小农户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能和效益,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

农民发展权探源——从制约农民发展的问题引入

农民在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长期性、贫弱性和规模性特点,农民发展受到客观自然因素和人为制度因素制约,但农民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农民发展的关键和瓶颈,表现为农民的社会认识能力不足、社会参与能力不足、分享发展成果能力不足。赋予农民发展权是确保农民发展的关键。农民发展权既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法律权利。在政治理念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主体型发展、权益型发展,将农民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在法律权利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发展资格、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发展利益、发展救济得到法律的具体承载和保障。

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

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到现代主体性经历了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以传统为主但却有了发展可能的阶段、以传统为主而转向现实性阶段、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阶段以及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五个阶段。至此,开拓、创新和以未来为导向的全新农民开始诞生,依附、内倾和怀旧的传统农民终结。

论“农民集体”的重塑

研究目的:对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提出建议。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法律规定的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和运行机制缺乏,不能有效履行所有者职责,应按照民法上适格所有权主体的要求重塑"农民集体"。研究结论:应赋予"农民集体"特殊法人地位,并借鉴企业法人治理的经验设置其机关和运行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产业兴旺不是单一农业的发展,而是乡村的整体进步。本文从产业与农民关系、产业与乡村关系的视角审视产业兴旺的内在构成、内容和特点。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话语体系的产业特征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产业兴旺既要满足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更要满足农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产业兴旺只有限定在乡村范围内且以农民为主体才具有实际意义,产业兴旺只有建立在乡村整体价值基础上并与乡村价值体系相结合才具有可能性。任何排斥农民的农业、排斥乡村的产业,都与产业兴旺相悖。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个不可忽视的农民工问题——体育权利的缺失

当前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缺失和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体育权利缺失的两个重要因素。提出"一族两策"的措施,即开展职工体育和社区体育;制定与完善维护农民工体育权利的法律措施;加强农民工体育意识、技能等培养,引导农民工融入单位和城市社区人群等,以此明确农民工体育权利的责任主体,进而改变当前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增权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主体性重塑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农民的权利够不够、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强不强,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成败。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任务旨归。然而在乡村振兴的具体推进过程中,更多的是政府主导农民跟随,农民的主动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确立,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困境,增权赋能是有效破解这些困境,提升农民主体性地位的根本保证。

在岗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人格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究在岗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人格的关系。[方法]采用SWLS量表、SCL-90量表和EPQ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在岗农民工的SWLS与SCL-90的总分和各因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在岗农民工的SWLS的总分和各因子分与EPQ的内外向因子、社会掩饰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与EPQ的神经质因子、精神质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外向不稳定型和外向稳定型两种人格类型的在岗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内向稳定型和内向不稳定型两种人格类型的在岗农民工。[结论]在岗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内外倾性和神经质是影响在岗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人格特质。

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以农民主体地位为观察点、农民主体自觉为观测指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可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较多经验借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而且还是评判农村发展成效的重要"裁判员"。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成绩正在于有效激发了我国农民的主体自觉,既包括集聚认同自觉培育集体精神,强化参与自觉提供动力源泉,还包括夯实行动自觉开展协同合作。但进入新世纪后,农民主体自觉日渐缺位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失衡失调难题,突出表现为因农民关注下降引发发展信心锐减、农民过度外流导致劳力不足和治理疲软致使组织工作孱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积极强化乡村振兴认同,集聚发展目光,并努力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建设,积攒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应构建振兴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并适时推进农民再组织化工作,强化农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协同与合作。

从农民到公民——宪法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视角

农村最为缺乏的东西是农民的主体性,因而主体性建设乃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这种主体性建设的过程,就是让农民转变为公民的过程,它的本质便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因为,“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是可以通过社会分工改变的,但作为一种身份的“农民”却只能通过制度的变革才能摆脱。

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但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本文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并分析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诸多因素。结果表明,除了流出/流入地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显著,其余四项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作用显著。

新时期中国农民启蒙的政治面相——以农民政治主体性崛起为中心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素质、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农民的政治主体性迅猛崛起,先后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民的政治觉醒、村民自治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进城务工与农民的政治窘迫等几个阶段。一方面呈现了新时期农民启蒙的政治面相,另一方面透露着当前农民在政治参与、政治抗争等方面的窘迫感和无力感,折射出农民启蒙中推进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当前应该加速推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和政策,在不断的政策、制度突破中实现农民的平等国民待遇,从而将农民从政治窘迫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积极引导农民从激烈的政治抗争逐步走向政治认同,推动农民政治启蒙继续前行。

失衡与重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主体思辩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认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是一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政府在意图强化其主导作用时,却导致了政府、农民和基层组织三者之间关系的扭曲和紧张。建议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政府的支持意愿,充分调动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完善村民自治,构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多主体实施模式。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主体意识的构建

建设新农村,是农民自身创造未来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活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主要承担者,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必须培育和建构农民的主体意识。针对中国当代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及其原因考究,文章认为农民主体意识的构建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意识生成的传统文化条件;变革生产方式,大力提高农村生产力,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意识生成的物质条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消除制约农民主体意识形成的制度条件;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建设,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意识形成的内在条件。

超越主体性——关于农民主体间性的几个问题

从意识结构、动力机制、主体性发展不平衡等角度来看,当前农民主体已经进入主体性阶段,主体间性研究成为可能。研究应以史为鉴,从实际出发,从对象生活的具体历史时空条件出发。传统农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情交往温情面纱掩盖下的客观差序结构和主观波圈结构,在农村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一定程度存在的背景下人际传统影响顽固,这是主体间性建构不可忽视的前提。为建构健康的主体间性,当前应发展市场经济,洗涤宗法血缘污垢、发扬传统优秀人际交往文化、建立自治组织,而这一切离不开农民的当下实践。

论新农村建设主导与主体的良性互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性功能的发挥应该是互动的。政府主导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富有主体性的农民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载体和决定性因素。实现新农村建设主导与主体的良性互动,须遵循以民为本、职责明确及多元化原则,构建市场型政府,并不断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

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农民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以福建安溪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选取福建省安溪县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这一农村民间组织,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从自组织视角剖析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成功培育农民自组织能力方面的经验启示,以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这一宏伟蓝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