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理性视角下小农户的行为逻辑

在梳理关于小农户行为属性三派争论的基础上,提出认知理性小农户概念,构建认知理性小农户行为的两阶段主观博弈分析框架:小农户在与所处情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主观博弈模型,进而在主观博弈模型下进行策略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两个阶段分别达到主观认知均衡和主观博弈均衡。小农户的认知理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具体表现为情境锁定和情境适应两种模式,所依赖的情境主要包括社会制度、交易市场、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五个维度。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情境变迁中,小农户在情景锁定和情境适应不足的双重作用下,面临认知及行为的情境失调危机。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情境中,小农户行为的认知治理路径包括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增强扶持政策的认知导向、构建产业链准纵向一体化治理结构。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与治理启示——以G省W村农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

以G省W村村民土地维权事件为例,分析社会转型中农民抗争政治的行动逻辑。随着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村委会组织陷入瘫痪后,代表W村村民利益的自组织临时理事会利用社区传统中的宗族结构,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并通过娴熟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操作以及恰当的话语表述,依法依理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部门在维稳框架下展开了博弈,最终促成了事件的顺利解决。从W村农民抗争案例可得到如下乡村治理启示:必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群体事件中的压制性治理模式亟待变革;应发挥民间自组织的协同管理作用。

社会转型视阈下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厘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1949～1966)

建国后前十七年的中国社会形态经历了两次变革,党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革命时期的重要经验,能否顺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支持程度,因此,党充分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通过对建国后前十七年党关于农民教育的报告、指示、决定、意见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勾勒出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揭示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政策的承接性;借用教育政策的结构动态生成理论分析农民教育政策的外围环境、教育政策、政策实施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及农民教育政策实施对于农民主体的价值作用和经验教训;从理论维度和路径维度论证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期为新时期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农户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响应

从农户经营形态分化趋势出发,把我国农户分为普通农户、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三类,把对农业态度、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纳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三类农户的行为逻辑差异和相互关联性,给出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决策谱系,并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提供了宏微观例证。结果表明: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响应中,普通农户较为迟滞,农场类户、服务类户较为敏感,服务类户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的响应效率。同时,服务类户表现出对农场类户的支撑作用、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作用,加速了先进技术和现代要素入户的进程。把服务类户从农户群体中分离出来,以决策谱系的形式呈现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响应,厘清了农业政策变化引起农户响应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政策参考价值。

农民组织的行动逻辑--以布迪厄实践观对山西柳村农民协会发展的分析

农民组织应该被看作农民作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自发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农民组织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资金难以获得、管理与财务制度不规范、人才缺乏与激励制度缺失并存。从柳村农民的组织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农民组织是内源式发展,是由农民的内在需要驱动发展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各个场域将各种习惯灵活地变通为多种实践的策略,不断建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社会资本。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苏区时期中共“反富农”问题的逻辑分析

苏区时期,中共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推行了"反富农"的政策。中共承认,土地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富农的本质属性是农村资产阶级,由此从理论上无法得出土地革命时期"反富农"的合理性。然而,通过考察土地革命的实践,发现中共的"反富农"政策依然具有逻辑自洽性。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结合发展经济学小农经济理论,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并找到现有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证明两者内在理论逻辑。结果表明,要实现乡村振兴,由小农经济转向农村集体经济是必然;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组织化程度和农户市场话语权,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产业发展、增加农户间凝聚力,有效助推乡村振兴。为此提出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相关法律制度,使农户有稳定政策预期;总结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成功经验,向有条件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的村庄推广;加强相关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人员培训,提升其管理水平等政策建议。

基于参与者行为的农民职业教育困境探析

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农民作为农民职业教育的参与主体,其行为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成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四大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为出发点,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中出现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从团太寺的重建解析农民文化的诉求与实现

以湖北省团太寺的重建为典型案例,分析在具体传统文化场域中农民自身的文化诉求与表达,展现了乡土社会内在的传统规范和现代性指向的双重影响下的农民文化价值取向,并探讨了依据权威区分的不同农民群体的角色扮演及其所蕴含的农民集体行动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以促成目标达成。因此,必须重视农民的文化诉求和文化实践逻辑,在多种文化利益诉求中寻求契合点,强调农民表达叙述和行动实践的一致性,增强农民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选择与演进逻辑

基于对小农特性的理论探讨,梳理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演进的历史进程,发现: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小农经营可以降低劳动的监督成本,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况下,能够调动有效劳动力投入,是其保持长期优势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背景下,部分农民存在流转土地的需求,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即要素市场变化为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创造了条件。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仍存在潜力,土地流转也有现实需要,未来规模经营仍然有发展空间;然而,劳动力转移不彻底会加重经营环境不稳定,要素成本上涨加大经营压力,二者在短期限制了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因此,应该深化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有序变革,同时推动科技进步,进而实现农业的高效持续发展。

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逻辑归因

失地农民市民化包含职业市民化和身份市民化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尝试架构"三层次说"分析框架来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进行逻辑归因:资源置换导致的能力贫困是直接原因;新旧社会结构交替带来的混乱是主要原因;失地农民市民化滞后于农地空间城市化是根本原因。三层次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失地农民市民化陷入困境。

对农传播中的农民权益问题: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分析

我国对农传播中农村居民的受众角色与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从受众本位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的受众角色获得及受众权利保障既具有可能性又具有必要性。在目前我国对农传播中农村居民受众角色缺席的背后,实际上是媒体责任和政府义务的双重缺位。承认且保障农村居民受众权利,本质上是对其公民权和公共物品选择权的尊重。实行多元治理与商业逻辑的协商与共谋,是确立农村居民受众地位和提高对农传播效果的必然之路。

习近平农民利益观的逻辑理路与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全局、战略的高度,不断汲取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维护农民利益的实践经验,在秉持马克思主义农民利益观的基础上,围绕强农业、富农民、惠农村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建构了习近平农民利益观的逻辑框架。习近平农民利益观再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利益观的内涵,凸显了农民主体地位,为今后进一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利益创新了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