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义务教育中的阶层差异研究

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这一制度设置的目标之一。从制度设置层面来看,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及其经费主要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负担,降低了不同阶层学龄儿童和少年在入学机会和入学意愿上的差异。在假定入学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经验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阶层差异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当中。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它会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的获得,而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则通过影响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义务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阶层差异提醒我们对这一制度设置,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的现实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

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CGSS 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实现乡城永久迁移,接近1/10的农民有乡城永久迁移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白领阶层农民已经永久迁移和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比率均最高,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次之,农业劳动者阶层最低;主观阶层、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主观阶层等级越高,阶层流动预期越好的农民永久迁移意愿越高。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改善蓝领阶层的生存环境、加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民进入白领阶层的渠道,以推进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90后佛系青年”文化现象的反思与解构

"90后佛系青年"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并且呈现固化态势。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90后高校佛系青年"群体作为青年群体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学业、就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压力和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危机,这些必须引起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警惕,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对待事物应该一分为二看问题,切不可对"90后佛系青年"抉瑕掩瑜,"90后佛系青年"身上体现的"善"的特质须加以肯定。"佛系青年文化"与"丧文化"虽表象特征相似,但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既不热衷也非不作为"中立的处世观,后者则完全是"既不热衷更不作为"消极的避世观。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中位优势”——当代中国“90后”青年的信任模式研究

文章采用来自2017年全国323个地级市的13624份“90后”调查对象的数据,探索社会结构视角下的信任模式。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存在熟人信任大于生人信任的“差序格局”模式;职业群体信任分为三个阶层性因素,分别命名为上位信任、中位信任与下位信任,其中,中位信任的水平显著最高,出现结构性的“中位信任优势”;熟人信任与生人信任能够显著预测上位信任、中位信任和下位信任。传统的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与当下的职业群体“中位信任优势”分别表现出随着户籍变动和主观阶层认同所出现的复杂的动态特征,共同构成转型期中国“90后”青年人的社会信任模式。

逃离农业:在村农民的职业分割与分层--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调查数据,文章综合分析了我国在村农民的职业分割以及职业分层状况。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商群体被剥离后,在村农民从事的职业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仅有半数左右的在村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在本地务工、从事企业及个体经营管理等成为在村农民多样化的选择。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村农民的职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区隔,同时还受到生命历程的约束,男性及年龄较轻的在村农民更可能选择离开农业,从事层次较高的非农职业。部分在村农民人力资本的缺失导致其只能务农和从事家务劳动甚至无业。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在村农民从事“去农业化”以及“去体力化”的职业,有助于在村农民进入较高的职业层次。社会资本中的社团参与有助于在村农民进入较高职业层次,比如成为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基层干部等,而党员身份则对在村农民从事社会管理方面的职业帮助较大,对从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几乎没有帮助。

多元理性主导农户的差别化生产研究——基于6省区农户的多案例分析

农户差别化生产的行为动机分析是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六省区农户调查的案例分析,发现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很难解释农户以"一家两制"为特征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户的生产动机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6省区134份案例中,96.3%的农户表现出两种生产动机,64.2%的农户表现出三种生产动机,体现出了多元理性。而对其中6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及3种生产动机的逐项复制研究说明,多元理性主导了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因此,完善基于多元理性的农户行为分析框架,对于从更符合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和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影响与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

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归纳法、演绎法和逻辑分析法,回顾了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三次大变迁,总结了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成员意识与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体育消费阶层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发展体育产业提供了机遇。可以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对中国体育消费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应该从阶层调整的角度制订促进体育消费的政策,利用阶层差异进行体育市场细分及定位,根据阶层的流动性及时进行产品创新,根据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培养和提高体育消费者的忠实度等以促进当下中国的体育消费,并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对体育消费扩大可能的阻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阶层特征与体育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变化、从业状况、城市居留环境以及社会流动特征等是影响其体育需求实现的核心要素。明确农民工体育权利的保障归属;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等发展对策,以此为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需求的实现创造条件,进而促进体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加快实现农民身份转换

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扩大就业,这是一个缺乏根据的悖论。我国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动,工业化中仍保留着庞大的农民群体,农民队伍未发生分化,此乃当前我国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必须尽快创新一种推动农民身份变革以逐步减少农民的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农产品的商品性需求乃至整个市场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农民就业。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研究

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因此,土地流转必然影响着农村的阶层分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土地流转影响着农村的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主观分层;其次,土地流转重塑了农村阶层结构,丰富了农村阶层体系。

农民工阶层分化机制功能与政策研究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阶层分化的机制与功能展开研究,并探讨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管理政策。

进镇农民:从边缘群体走向阶层化

通过对进镇落户农民与未落户农民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 ,提出进镇农民内部业已发生结构分化和异质化 ,其中落户农民则开始走向阶层化。但落户农民要真正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分层体系之中 ,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农民阶层分化视域下农地三权分置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原有的两权分置模式已滞后于生产力水平,并掣肘农民阶层优化。三权分置改革实现了经营权的完整性,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得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可以得到良好的组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阶层优化。但与此同时,由于三权分置改革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与生产力状况和农民土地权益诉求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必须加强底层设计,充分结合农民不同阶层诉求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预防因政策执行扭曲带来的系列风险,进一步推动农民阶层结构优化,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业跑步机理论:研究述评与中国实践

农业跑步机理论指出,由于"农业跑步机"的存在,农业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农场主手中,农场更加商业化和资本化,农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剩余人口大量流失,农民阶层逐渐分化。20世纪后半叶美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农产品价格的"农业跑步机"到"土地跑步机"的转变。后继者既有对理论的经验验证,认为政策、种子、化肥等同样存在"跑步机"陷阱;也有理论批判,提出农业跑步机理论难以解释小家庭农业和兼业农民的生产状况。文章在对农业跑步机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利用该理论对河北定州市大西丈村的经验材料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边缘农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

“边缘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颇为独特的社会阶层。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社会阶层:(1)生存状态令人欣慰的“边缘农民A”;(2)生存状态令人揪心的“边缘农民B”。本文着重探究了“边缘农民”尤其是“边缘农民B”产生的社会机理,并依据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沐浴更多的社会公正之光这一宗旨,设计了相应的对策。

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中国体育精英群体特征分析

中国体育精英群体作为体育领域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卓越人物的有机组合体,主要由体育技术精英、体育政治精英、体育知识精英、体育经济精英四个部分组成,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1)中国体育精英群体发展的非同步化与中国体育承载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2)体育技术精英的"天赋性"特质为中国体育精英群体注入了较强的开放性;3)中国体育精英群体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逐步突显.

我国中间阶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应对

发展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我国改革的战略方向。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阶层规模壮大、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及中间阶层筛选对社会和谐作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为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引导我国中间阶层健康发展以及推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应采取以下的政治措施:构建公正的社会分化机制,强力扩展中间阶层形成的社会空间;扶持中间阶层自身发展,推动其政治上的成熟;提高政治系统的容纳和协调能力,化解由中间阶层发展而引发的阶层矛盾。

职业分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农民市民化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职业过于单一,进城农民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上都难以达到与城市人口相当的水平,这是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选择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路径选择来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而实现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国有企业职工阶层分化研究——对一家国有企业职工阶层关系的调查和分析

本文在对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该企业不同层级职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工对职业稳定性评价等方面的差异。研究了该企业职工阶层分化的特点。提出在国有企业 ,职工阶层分化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在新的阶层关系下认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面临的又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