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裴氏乌药甘草二三汤联合龙骨灸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裴氏乌药甘草二三汤联合龙骨灸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肾虚督寒型AS患者10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选用西药规范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裴氏乌药甘草二三汤联合龙骨灸治疗。治疗4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中医证候积分、疾病活动度、炎症指标及患者满意度等。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6.00%(48/50),高于对照组的78.00%(39/50)(P<0.05)。治疗后,观察组中医证候积分、疾病活动度评估指标和炎症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裴氏乌药甘草二三汤联合龙骨灸治疗AS效果明确,且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总满意度。

韩愈贬潮原因探幽

人们都认为韩愈因《论佛骨表》而贬潮州,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平淮西碑》被废,李逢吉、令狐楚、皇甫镈一方与裴度、韩愈一方的斗争,才是韩愈贬潮的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蔡元培与陈独秀教育思想共同特征辨析

蔡元培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他们都肯定教育在救国、兴国方面的社会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五育并举"、"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并提出了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等新的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系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深入比较探讨二者教育思想的共同性特征,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论宦官内争与元稹及其制诰改革

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由元稹起草的相关制诰也往往成为他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这恰恰违背了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即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其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

裴度与唐后期政治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 :裴度仕途的沉浮与朋党无关 ,裴度既不是朋党中人 ,更不是李党中坚。他的入相不是勾结宦官而得 ,虽对宦官有所抑制 ,但未给予严厉打击。在平定藩镇过程中 ,裴度起作用最大的是淮西一役 ,余不足道。从裴度的仕途沉浮可以看出唐后期的政治趋向 ,虽有贤臣而不能用 。

唐《韦曙墓志》考释校补

韦曙是唐代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由其弟韦昶撰写,提供了韦执谊家族及其诸子情况的珍贵资料。结合《韦曙墓志》与传世史料考证可知,韦执谊家族对于光大门楣有着强烈之渴望。其长子韦曙,三十六岁始登科入仕,由州郡幕僚至左拾遗、尚书省郎官、尚书右丞、京兆少尹、太常少卿,历常州、郑州、苏州、福州、广州等地刺史、节度,终官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韦曙兄弟六人,至韦曙去世时,唯韦昶与韦绚在世。昶与绚为兄弟二人,可破历来以绚为昶改名之说。

《读医抄本拾遗》的出版经过与学术价值

在简介国医大师裘沛然《读医抄本拾遗》的主要内容与出版经过的基础上,探讨其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保存了"今殆绝迹"的由程门雪编的《妇科学》、费通甫编的《舌苔学》,是其医学价值的主要体现;抄录医书时刚劲有力的蝇头小楷,"前记"、"医论"中恰到老道的用典,体现了其文化价值。此外,该书的内容、作者抄录的目的与过程,对当今继承老中医药专家经验、完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均有很好的启示。

蔡陈“双簧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

蔡元培和陈独秀在1917年《新青年》上的通信看起来是纠正前刊演讲词的错误,实际是另一次精心设计的"双簧信"。以此为契机,《新青年》不仅再次强化其科学主义姿态,而且也改变了前期对宗教基本认同的态度。这次"双簧信",将有关宗教文化的讨论引向深层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问题,对此深入分析,可以一窥新文化建设的结构特征和价值取向。

裴度在洛阳的文酒生活及其诗歌创作

考察唐文宗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期间,裴度任职洛阳的原因,及其在洛阳的园林情趣、以其为中心的诗酒活动和他的诗歌创作,可由此窥见中晚唐政治中重要人物裴度的无意国事、逍遥闲散的心态和姿态。

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下)

文章分析了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的同与异,分析了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同人与“校”和“刊”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S会馆”与“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恃和抗衡的一面,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两个体现逐步深化的认识框架:一者是“S会馆”与“校”和“刊”的“鼎足而立”,另者是“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由此可见,从章太炎到鲁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根基性作用。

裴度《寄李翱书》系年考

裴度《寄李翱书》一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作于其早年,另一种以为作于晚年。从李翱的作品及生平以及裴度的生平事迹等方面看,裴度《寄李翱书》的写作时间,应在贞元末年。明确此文的写作时间,对于正确理解裴度对古文运动的态度有很大帮助。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远见与盲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上)

文章分析了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的同与异,分析了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同人与"校"和"刊"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S会馆"与"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恃和抗衡的一面,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两个体现逐步深化的认识框架:一者是"S会馆"与"校"和"刊"的"鼎足而立",另者是"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由此可见,从章太炎到鲁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根基性作用。

当唯科学主义笼罩一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观念再阐释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论许睫的长篇小说《陪读》

《陪读》从当今社会的教育热点切入,人物鲜明,环境典型,细节真实,启人深思,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形成一个网状结构,但线索有条不紊,结构安排巧妙;语言平实易懂又耐人寻味,呈现出叙述语言非诗意化、人物语言差异化的特点。

道林寺杜诗碑板考辨

杜诗碑板是杜甫接受史的重要内容。关于道林寺杜诗碑板,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误读:一种看法认为中唐时沈传师书刻过杜甫诗碑;另一种看法认为道林寺杜诗板书家是裴度。结合唐宋诗文集、史籍等多种文献,笔者认为:沈传师所书是其《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岳麓寺题示》,而非杜诗;米芾所记道林寺杜诗板书家是"裴休",而非"裴度"。

晚唐名相裴度

晚唐时期,宰相裴度以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文韬武略的才干,促使割据50多年的魏博六州、淮西各州、成德各州归顺朝廷,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后的割据局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维系国家20多年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