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成年人新修订条款的教义学阐释

奸淫幼女侵犯的法益不是幼女的性自主权,而是幼女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由于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犯罪额外损害到幼女性器官健康,法益侵害程度更高、行为人罪责程度更深,因此具备提高法定刑的理论依据。在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中,处于特殊关系中的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同意能力有限,存在特殊关系个体间发生性关系有违伦理、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社会危害性大且预防必要性高,因此符合增设新罪的条件。特殊职责人员范围除法条明确列举外,还包括法律上存在特殊关系的人员,以及事实上存在抚养、保护、照顾等关系的人员。在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多人”或“多次”并非仅指三人或三次以上,特殊情形下两人或两次也可适用加重法定刑;此外,“情节恶劣”是对“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限制,仅在猥亵综合情节达到升格法定刑时才适用,否则公共场所仅为基本犯从重情节。

司法介入足球“黑哨”的刑法分析

“黑哨”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 ,理应受到刑事处罚。足球裁判在中国足协这个社会团体工作 ,足球裁判权是合同上的权力 ,不是国家权力 ,这是由奥林匹克运动试图独立于法律的传统与体育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法律的尊重。所以 ,足球裁判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又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因此 ,依我国现行刑法 ,足球裁判不能构成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是刑法的漏洞 ,不能通过法律解释得到解决。及时修正刑法 ,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是当务之急。

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

由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所决定,我国现行刑法典呈现出明显的重罪重刑的特点。这使得刑法典原本设定的限缩式的犯罪圈出现不断任意扩张的趋势,同时又陷入在重刑基础上再加大刑罚投入量的恶性循环。在不彻底动摇我国刑法典中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的前提下,就消减"重罪重刑"式的刑法典存在的上述弊端而言,需要对刑法典进行轻罪化改造。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对现行刑法典划定的犯罪圈进行轻罪化改造,即适度扩张犯罪圈,将更多的轻罪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另一方面,应摒弃传统的重刑主义观念,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法定刑作轻刑化改造,即从总体上对已有的法定刑刑种作轻刑化调整,并为部分犯罪增加轻刑的法定刑档次,从而使轻刑的适用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为这些犯罪增加轻罪的情形。

论严重不负责任

“严重不负责任”不仅能视为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件，而且也能理解为是过失心理的主观要件；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本质，就主观方面而言，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即对职责所采取的不认真的心理态度。就客观方面而言，是指行为人对就诊人进行的救治、护理和身体健康检查中，严重违反职责的行为。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 ,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 ,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 ,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 ,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 ,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

现代社会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给大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面临着诸如网络谣言的新问题,因此如何打击网络谣言犯罪成为现代社会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的刑法界定,梳理了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具体规范,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辨析了网络谣言犯罪与一般网络造谣的异同,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着力思考应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若干问题辨析

《刑法》第 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外 ,应可以包括各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及政协各机关的工作人员 ;应当将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业的概念之中 ,在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但不宜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同级的党支部组成人员视作“国家工作人员”

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研究——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具有网络化、集中在经济领域等主要特征,原有网络犯罪刑法规定不能满足遏制网络犯罪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2004年7月1日生效的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对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立法的具体建议。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恐怖活动及其犯罪立法研究——兼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和《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相关反恐条款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恐怖活动是影响力和破坏力更大的综合形式的恐怖活动类型,包括四类行为,在我国比较严重的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它是暴力恐怖活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犯罪立法缺少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罪,设立该罪为我国反恐斗争所必需,也与国际反恐立法趋势一致。设该罪应从反恐怖主义综合立法和刑法两方面进行构建,在《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做适当规定。

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变更及其溯及力

空白刑法的补充规范，对构成要件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是刑法的间接渊源；补充规范的变更，属于刑事法律的变更；由此而产生的溯及力问题，如果该变更是评价性变更，应适用轻法；如果该变更是技术性变更，应适用行为时法。

专利权保护网之漏洞及其弥补手段研究

与商标、版权不同,中国专利权保护网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导致漏洞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专利侵权行为行政执法权与刑事责任的缺失。一些理论认为侵害商标、版权等行为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这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所以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动用秩序行政的手段予以制裁是可以接受的;专利作为私人财产权,其侵害行为应当归于民事纠纷范畴,权利人遭遇侵害时只能自行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侵权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国家也不能动用秩序行政的方式进行保护。这可以从创新驱动发展下专利保护面临的严峻现实、导致专利保护严峻现实的理论误解、专利民事司法救济在构建创新秩序方面的局限性来展开论述。强化并规范专利行政执法,及时将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刑法保护范围,是弥补专利权保护网上巨大漏洞的两个重要手段。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迫切的。

我国保护草原资源的刑事立法研究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草原违法犯罪案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本研究从现阶段我国草原违法犯罪案件的特征着手,通过对现行刑法保护草原资源现状的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防范草原犯罪的相应法律对策。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

冲突与互动:犯罪治理场景中的民族刑事习惯法

国家刑事法是犯罪治理中的硬法,民族刑事习惯法则为软法。欲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应启动硬法与软法机制,使犯罪治理由封闭式治理转变为开放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规范性治理,由被动治理转变为主动治理,由静态治理转变为动态治理。对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规制要从价值选择、规则定制和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加以补正,而行使刑法变通权是立法要求,完善调解制度是有效方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与教育是治本之策。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由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分则篇目依据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大小,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只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其刑罚制裁的实现方式。这些特点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网络盗窃的刑法问题研究

网络盗窃罪是一种常见的网络犯罪。当前,网络盗窃案件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目前网络盗窃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司法界和学术界对网络盗窃的定性常常发生争议。从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问题、网络盗窃的犯罪构成问题、网络盗窃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其中特别对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能否成为盗窃罪对象问题、盗窃计算机网络信息经营单位的有价信息服务问题、虚拟财产的认定问题、网络盗窃的数额认定问题、利用ATM自动取款机出错恶意取款的定性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立法建议。

当代英美刑法中的人格地位与人格评估

随着"报应模式"在当今英美刑法领域的衰微,犯罪人在英美刑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刑法适用越来越重视人格。人格评估的方式在英美之间不尽相同,美国通过犯罪史进行评估,英国使用罪犯评估系统。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建设的成就及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刑法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刑法立法基础;保障人权的观念逐步确立;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模式基本成熟。我国未来的刑法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正确把握刑法建设的方向;二是要着力解决刑法建设的重点;三是要积极完善刑法建设的方式。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罚金刑之比较研究

199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澳门刑法典》,是一部典型大陆法系特点的刑法典,基于“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内地与澳门的刑事法律都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两地刑法罚金刑在地位、适用及执行方面的立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较与借鉴澳门刑法罚金刑立法,旨在使内地罚金刑方法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