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

"彭宇案"折射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对裁判诚信的期待。《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包括法律宣示意义上的间接适用与裁判援引意义上的直接适用:前者毋庸置疑但不宜滥用,后者看似很美然功能有限。裁判诚信要求依法尽职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和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对法院和法官具有诚信引导、解决民诉法"体系违反"、衡平各方诉讼利益、事后惩戒等功能。裁判诚信的本质,是依照法律和程序,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即衡平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司法判断的“后见之明”偏差分析——以“彭宇案”为例

本文从认知心理学"后见之明"偏差理论的视角切入,再次分析了著名"显案"——彭宇案件,并在理论探讨与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效减少"后见之明"偏差的三个途径,以进一步提高司法判断的公正性。

媒体话语中的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以“彭宇案”为例

本文在总结前人政治话语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合van Dijk[1-2]的语境模型和Wodak[3-4]的话语历史分析法,提出了适用于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研究的"话语历史-语境分析法"。然后,文章选取媒体话语为语料,重现了"彭宇案"的审判语境、媒体解读语境、报道语境和读者解读语境,探讨了审判话语与媒体话语的篇际互文与互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重新语境化、改适转换与话语解读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公民道德责任的缺失与重建——以南京彭宇案为中心

我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急速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公民道德责任却产生了严重危机,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有力说明了,当前社会诚信丧失,职业道德沦丧,行业自律失范。重建公民道德责任,需要树立现代公民道德责任意识,提高公民道德责任感,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弥补政府监管上的漏洞。

当下中国社会伦理生态解读——以“彭宇案”为例

社会关系是中国伦理关注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核心。但是从"彭宇案"却可以看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呈现出一种病态,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肌体的健康。因此,通过全社会共同的道德努力和伦理重建,推行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为基本内涵和底蕴的社会文明战略刻不容缓。

论民事裁判中的事实推定的困境与出路——以南京彭宇案为视角

在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中,裁判过程中的事实推定成了关键并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民事程序中,事实推定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有着诸多漏洞,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的运用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建议从立法、司法和法官自身素质等方面加以完善和规制,使其规范地运作。

“彭宇案件”破窗效应及其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

"彭宇案件"是发生在南京的一起极具争议性的民事诉讼案件,被认为是当今社会"好人难做"的典型事件,不少群众认为彭宇案对民众的助人行为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此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彭宇案件的破窗效应及其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彭宇案件确实让绝大部分的大学生觉得现在好人难做,彭宇案对大学生的利他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地域差异。

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他则解读——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9条为视角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9条规则的立法政策:一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二是"好撒玛利亚人规则"的运用;三是基于人伦道德,也就是不能用一个人的"善"来反对一个臆想的"恶"。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9条的内容来反思和评析我国2007年发生的彭宇案,不难得出"彭宇主动支付医疗费用"的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结论。

假作真时真亦假——彭宇案真相探析

数年前曾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被许多人视为标志着国人道德滑坡的典型事件,"好心人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至今仍是不少人对于该事件的基本解读。然而,如果对彭宇案的一些关键细节进行较为缜密的分析和推敲,会发现公众最初基于媒体和舆论所形成的判断和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真相极有可能恰与人们原先的认知相反。通过搜集整理、甄别比对可从公开渠道获得的各类材料,力图还原出彭宇案的真相,特别是被告彭宇是否曾与原告徐寿兰老人发生相撞这一关键事实。在对一系列疑点进行深入辨析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彭宇确实因与徐寿兰发生过碰撞而使其倒地受伤,而不是见义勇为反被诬告。

论案件事实认定说理的不同维度——以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为例

彭宇案判决书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现事实认定难题的典型裁判文书,其影响深远,值得重新审视其事实认定说理。本案中就调查程序事实的说理可以依据现有规则进一步补充。由于实体法理论上的争议,对本案中适用公平责任的要件事实存在说理困难。本案的主要证明对象为双方是否相撞这一核心事实,对此同样应当充分说理,但可以在原判中依据经验法则的说理之外寻找替代方案。在证明评价上,本案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相互矛盾的诉外笔录和法庭陈述内容,也即两个矛盾的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此外,经由法院外人士在社会大众间传播的"媒体事实",因其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也应得到重视。

论证明过程中的设证推理——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设证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而言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推理,设证推理能产生新的思想,这在事实发现和法律发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设证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也在法院的事实认定活动中被运用,具体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有所反映。但是设证推理由于裁判者的错误判断和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容易造成不适当的使用,所以在进行事实认定活动时需要对设证推理的运用设置范围和规则,以求达到更好地追求事实真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