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禁锢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革命胆略,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奠基时期,历经初创、适应性调整和党政并轨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纪检监察制度以党章、决定等规范性文本为依托,反映出纪检监察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为研究该时期纪检监察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党的纪检监察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践的教训和革命形势的实际而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其制度形态的转变折射出了党在共产国际指导权与自主权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以及纪检监察制度服务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心工作的核心逻辑。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意蕴、方法及其当代启示——以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心

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的主要时期。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在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农民组织性需要加强、中国革命道路面临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他坚持群众路线,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找到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坚实力量,正确处理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既有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两种基本方法,也有躬身实践法、座谈会调查法和数量分析法三种具体方法。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有助于党员干部和调研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进调查方法,促进决策与调查研究结果的高度耦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层实践及成效:以陕甘地区为核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步深入农村,在农民中构建自身政党形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偏差、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满足群众发展需求等举措,成功塑造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发展壮大了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及其价值谱系

红军服饰作为革命文物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其历史沿革记录着人民军队苦难辉煌的建军之路。基于红色文物、口述史及文献的角度,追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服饰的质料、款式、色彩、装饰,分析其形制特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经历了从有什么穿什么到换装制式服饰的过程,红军制式服饰诞生前以红领巾和红袖章寓意红色的队伍,制式的红军服饰以红五角星和红领章为最显著标志。红军服饰筹措渠道多元化,从而造成款式、面料、色彩上的多样性,难以做到服饰形制上完全统一。苏区物质供应困难,粗布中山装、红领章、红五星、八角帽、绑腿、草布鞋、斗笠、牛皮带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形象的时代痕迹,其展现了红军官兵艰苦奋斗、同甘共苦的精神风貌。严谨地还原红军制式服饰装备和人民军队初创时的服饰审美,规避文化宣传中对其形制的误导。从服饰象征意义出发,分析红军服饰延展的内涵价值,建构人民军队军服的红色价值谱系,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大别山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民歌的特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苏区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民歌。这些革命民歌在表现内容、题材、创作手法以及曲调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号召性。艺术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鼓舞和激励了广大人民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潮中,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也为后来革命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探析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农民的革命心态

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然当革命还是遥望海中只能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时,其革命心态却是颇为复杂的。传统心理的沉淀、安全感的渴求、中共某些错误政策的影响、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以及认同革命所需时间过渡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农民产生了对革命的畏惧、参加革命时的从众与游移、革命需求的保守和低调等多元心理。分析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心态,一方面,可以看出贫穷与革命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探索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在初步了解农村阶级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的没收与分配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然后又通过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制订《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在不断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关于土地革命实践与理论的总结,虽然并不完善,却为中国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战周年纪念论略

从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的1938年7月起,至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进行了12次抗战周年纪念。尽管12年间纪念的事件只有一个,但面对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迅速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密结合斗争实际,使每次纪念活动都能促进当时斗争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不断前进。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特质。

土地革命时期湖北苏区防疫减灾事业述论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湖北建立了广大的苏区,为了保护军民健康、保障部队战斗力、改善民众生活状况,各苏区努力开展防疫减灾事业,建设红军医院、救治军民、普及防疫减灾知识,此举有效治疗了军民的伤病,提高了民众的防疫减灾意识、保障了苏区的巩固发展。

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如何看待苏维埃革命,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通常历史书写都会说,由于吸取了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教训,抗战时期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进展,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共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认知却并不一定如此,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对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揭开和反省,主要是因于毛泽东的坚持而完成的。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运行状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以及今人对这种认知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错位现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之处。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信念观探析——重温《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期间党与红军内部出现了"右"倾悲观思潮,并几度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给予了科学回答,形成了毛泽东信念观:坚定信念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坚信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与发展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坚信星火必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信念观的形成是大革命失败后时局变化的产物,是实行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救治对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灾荒的防治工作,并在科学分析灾荒形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对策,帮助群众缓解或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的减灾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略论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工农政府发起了反腐倡廉运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主要做法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艰苦奋斗反奢崇俭的优良传统;严明法纪,惩治腐败,确保中央苏区的清正廉洁;建立机制,强调法制化;领导干部带头廉洁奉公,并开展节约运动。中央苏区的经验,有利于推进我党反对腐败,对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初期红色政权形态初探

土地革命初期的红色政权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三种形态,它们在组织上呈现由低到高发展的一个过程,组织构成、基本活动和演进的过程等方面的特点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红色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浅论

毛泽东历来重视经济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针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对于当时的根据地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更好地进行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在论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提出在思想方面,共产党负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员要深入调查,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动员群众,开展经济工作和按照群众的需要领导群众前进;在统战方面,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预决算制度新论——基于预决算偏离度的视角

中央苏区早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红军皆无财政收支计划,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土豪。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出台预决算制度,下级政府编制预决算,上级政府审核预决算,中共试图通过行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在理论上可做到收支相抵,但在实践中,随着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增加,军费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越来越大,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差问题越来越凸显。有些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开始截留经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支库和分库建立后,中央政府冀图通过行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为避免预决算偏离度过大,中央政府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杜绝基层政府截留财政收入。建立预决算制度,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有章可循,抑制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保障红军的军费和政府的行政经费供给。

革命时代的“抒情”——重识抗战时期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

作为"革命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文论家,当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陷入放逐情感的"口号空喊"与缺乏"生命情愫"的形式摹仿时,黄药眠通过重返中国古典诗史及其"抒情"传统,试图在历史的互动中谋求抗战诗歌与中国新诗的理论出路。正是从"抒情"的基调出发,黄药眠对抗战以来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读和理论批评,不仅在"革命"话语语境中明确提出"抒情诗论"的主张,还从诗"情"、诗"美"与诗的"形象化"三大抒情面相上进行了学理建构。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在"革命"与"抒情"之间既坚持文艺的"内在规律性"和诗歌的"情感特质",又集中准确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还较早地确立了诗歌批评的"审美标准"及"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并在针砭时弊中为抗战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革命"激进的政治话语语境中,黄药眠诗歌理论批评所发出的"抒情"声响,既蕴藏学理,又富于现实感,极具诗学特色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