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高昌艺术与波斯艺术的互动

龟兹和高昌在古代是亚洲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枢纽,从汉以降,其历来是中原汉文化与印度—伊朗雅利安人文化的交汇地。由于波斯帝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龟兹高昌艺术在图案范式上受到古波斯艺术的较多影响;同时,龟兹高昌艺术也吸收中原艺术,还是中原绘画艺术对波斯细密画艺术产生影响的重要媒介。因此,龟兹高昌艺术又反之对波斯伊斯兰化之后兴起的细密画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较多地采用了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波斯方面的图像资料,以期对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补充。

龟兹石窟波斯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考论

龟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波斯的织锦、银盘、金银币等工艺品,以及波斯的信仰和习俗,都曾在这里汇集。龟兹石窟中的人物形象、场景构图、装饰纹样、器皿造型、乐器形制及祆教题材,包含着典型的波斯艺术元素。追溯波斯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历史、路线、方式及中介,可以还原波斯与龟兹文化交流的历史,明确图像移植背后的历史成因,探寻波斯艺术对佛教文化的构建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繁盛和传承,都必然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是面对多元文化时应有的心态。

萨珊艺术东渐下狩猎纹锦艺术流变与织造技术特征

萨珊艺术东渐对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影响极大,狩猎纹锦的流变便是佐证之一。文章通过梳理晋代至唐代期间遗存狩猎纹锦,运用实物考证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清晰呈现出狩猎纹锦的艺术流变脉络,从织物组织、图案循环方向、织造特征等方面提炼出各时期狩猎纹锦的技艺特征。研究认为:萨珊艺术东传给中国纺织品带来构图模式的革新,但由于中国工艺装饰艺术有悠久的民族性,决定了纺织纹样在与外来文化的交织中,更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丰富而非代替。遗存狩猎纹锦虽在构图形式上与中亚、西亚织锦雷同,但具体纹样的技术处理则充满着浓厚的本民族传统特点。

论波斯中古艺术中的具象描摹

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原本对具象描摹持明确的反对和排斥态度。然而,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其艺术形式在适应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几何线条、"阿拉伯式花纹"和字母装饰等抽象元素为主的普遍性,同时也发展出人物、动物具象描摹盛行的特殊性。波斯中古艺术就是这种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它以三维雕塑和二维绘画为载体,描绘追求传神达意和表现世间百态的人物和动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伊朗古老的具象艺术传统对外来艺术的吸收与超越。具象特征在波斯中古艺术中普遍存在,既体现了波斯艺术传统的持久性及顽固性,也表现了伊斯兰艺术的包容性、多元性和丰富性。

萨珊波斯与中国美术交流——中国美术中的琐罗亚斯德教因素

萨珊波斯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中宗教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因素在美术上也留下痕迹。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艺术在南北朝至隋唐艺术各个美术门类的影响曾经非常广泛,尤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美术品上,明显地使人看到萨珊波斯的因素。

从中国龙到波斯龙——透过龙图像看14—15世纪中国与西亚的陶瓷艺术交流

13世纪蒙元帝国所开创的世界性文化交流互动体系加快了欧亚各地图像的空间流动性。本文比较分析蒙元中国和伊尔汗国境内所出现的龙纹;在结合国外学者有关波斯龙的观点以及中国、伊朗两国文物的基础上,分析龙图像在中国、波斯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指向,尝试比较两国龙纹的异同点;分析同时期中国艺术对伊尔汗国龙纹的影响,表明波斯苏莱曼宫殿陶砖上的龙纹见证了这时期中国艺术对西亚的深刻影响。

论伊斯兰艺术对蒙古汗国的影响

伊斯兰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汇,所产生的艺术形式,对蒙古文化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所重点阐述的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文明对蒙古征服者的相互影响,并使之最终融入伊斯兰社会。著名史学著作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拉施特的《史集》等。至今仍为研究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历史的最有价值、最重要历史巨著。

论波斯地毯艺术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传入与吸收

波斯地毯作为波斯帝国古老的编织艺术，随着历史上多次外来民族的入侵，在编织技艺和纹样设计等方面也深受这些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蒙古人西征建立伊儿汗王朝之前，中国文化元素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并被波斯人初步认知。随着13世纪晚期伊儿汗国的建立，中国和波斯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在此背景下，龙凤、云纹、龟鹤等传统的中国汉民族装饰元素以及中国北部的非汉族装饰元素全面进入到了波斯地毯艺术中。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在异域的装饰环境下失去了它固有的文化内涵和特定寓意，在波斯地毯艺人的改造下与波斯本土的纹样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装饰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波斯地毯的文化内涵。

亚瑟·厄普姆·波普的波斯艺术史研究成就与贡献

亚瑟·厄普姆·波普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波斯艺术史学家,是20世纪伊朗艺术和艺术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先驱者。波普一生著作等身、成就卓越,为西方的波斯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波普早年从事的哲学教学工作和地毯展览业务启蒙了他对艺术的认知,并为其此后的波斯艺术研究、推广、收藏和展览事业奠定了基础。1925年的伊朗之行是波普学术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在伊朗政府、商界和学术界的多方支持下,波普成功策划举办多次展览和国际大会,建立亚洲研究所,出版著作《波斯艺术概览—从史前时代到现在》,不仅促进了波斯民族艺术在伊朗国内的复兴和传承,而且还有效地推动了波斯艺术在西方世界的宣传和普及。文章首先梳理了亚瑟·厄普姆·波普的艺术生涯,继而总结和讨论了他的成就和贡献,旨在深入挖掘波普在波斯艺术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其艺术思想的现实价值,并对我国的波斯艺术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学术借鉴意义。

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视觉艺术

从7世纪到现在,伊朗伊斯兰教盛行期间所创造的视觉艺术是世界上最精美的艺术之一。本文简要概括其丰富的成果。开篇描述了贯穿伊斯兰时期波斯艺术的四个主题: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使用;对人物的生动刻画;伊朗作为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之间桥梁的地理位置;以及将外来创意融入和转化为独特的波斯艺术。随后转为编年史视角,将这些作品划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列举一件文物,材质范围包括金属器皿、釉面陶瓷、插图书籍、纺织品和油画,例证了从伊斯兰时期到现代伊朗艺术的精华。

19世纪波斯书籍插图——描绘《一千零一夜》中的情人

在1854—1859年间,在伊朗皇家画师萨尼尔·莫尔克的监管下,《一千零一夜》配上了插图。此文将分析这部手抄本中唯一一幅表现故事主人公山鲁佐德和山鲁巴兹性爱场景的插图。我认为,既然插图是意义产生的动态场景,在分析插图时,必须考虑意义产生时的情境,如社会规范等;这一点在画家和他的团队对故事进行了改编和重述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在分析中,我谈到了三个因素:其一,该插图页左上角的手写文字及其在内容分析中的作用;其二,从故事时间上看,插图和叙述不一致;第三,插图中没有敦亚佐德。这些因素体现了画家的改编技巧和对这一性爱场景丰富的阐释。这些不仅是欣赏这部手抄本中视觉特性的关键,也是理解波斯书籍插画艺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