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文学教育视野下南宋诗文选本的选录标准——南宋诗文选本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南宋社会文学教育发达,诗文选本受教育因素影响较大。选编者在编选选本时会考虑读者需要与教育所需。南宋选本的选录标准呈现鲜明的教育教学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选本编选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选文的篇幅以中短篇为主,选文侧重选取名家名篇,重视选本对写作指导的规范性作用。

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传统休闲人格美初论——以南宋“闲”范畴为例

历来的人格美研究多集中在助人为乐等外在表现形式方面,却忽视了休闲现象中亦存在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格美内涵。传统休闲文化展现出人格美的光辉。古代文献可以发掘出林林总总与休闲人格有关的审美形态。将其加以归纳,可以为传统美学增添新的审美范畴。南宋时期对休闲人格美极为推崇,文献中出现较多的有"燕闲"、"闲旷"、"闲放"、"闲淡"、"幽闲"等"闲"范畴。这对当下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休闲教育和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南朝文人艳情诗与乐府民歌产生背景的比较分析

情歌艳诗在南朝的汇合,有其种种主客观原因。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形成的时代风尚,直接剌激了情歌艳诗的发展;物质的富有,环境的优美,都推动了南朝文化朝着重娱乐的方向发展;儒道衰微,佛学兴盛,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大释放。文人艳情诗的产生背景又比乐府民歌的产生背景复杂得多。

宋初隐逸作家的人格变易与诗风追求

宋初隐逸作家的诗歌创作,不仅为当代诗坛增添了许多雅逸脱俗的清超气息,其影响所及,甚至关系到两宋诗学精神的重构与再造。宋初隐风袭自晚唐五代,但随着隐士群体政治文化地位的不断改善,不仅隐君数量有增无减,以单纯出世为指向的乱世情感也逐步消解,而以融通出处、淡化仕隐隔阂为特征的新的隐逸心态正日臻成熟。相对于唐末五代隐士与世暌隔、幽苦孤独的吟唱,宋初隐君的诗歌创作则明显流露出自信、自在、闲适、和愉的情调。隐、仕两类人群通过旷日持久的唱和酬答,有效实现了隐、仕人格的互补与契合;同时,隐逸作家静正和愉的创作心态,也影响和改变着当代诗坛鄙俗浅陋的衰弱景象。宋初隐逸者的作品大多充满生命自由的快感,更加贴近人情人性的内在本质,其艺术风格或清雅、或飘逸、或闲适、或狂放,呈现着多元个性的魅力。前人多将"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人的诗歌作品归入"晚唐体",太过简单,且有悖创作实际。

南宋遗民词中人格形象的建构

南宋遗民词中的隐士形象,给词体文学的抒情世界和审美意蕴注入了新质,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际民族社会的苦难和词人个体命运的不幸,以及他们寻求解脱苦难、摆脱不幸的途径,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理学对人生的塑造与规范——以朱熹辞赋为中心

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是理学的兴起与发展,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君子的使命是接续道统,践行道德人生,由人性而臻于天理。理学同样指出了成就君子的门径,居敬穷理是造就君子人格的实践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其认知工夫。在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中,通过不断的修养、磨砺,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可以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两宋出使辽金诗阐论

两宋政权与处于北方的辽国和金国外交往来最为频繁。宋朝使臣肩负着国家使命,不仅履行着出使的职责,而且将见闻与思考作为基本素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出使诗,记录异国风情,但创作视角却不尽相同,或呼吁和平统一,而预期国家和平的基调却有所不同;或倾诉思乡思归之情,但使金诗承载的内容更加丰厚。这些出使诗深受宋朝与辽、金政权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两宋乐府诗鸟瞰

乐府诗是两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乐府诗不仅创获甚多,成就卓著,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个性与风采。北宋乐府诗既受唐人乐府诗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南宋乐府则因"靖康耻"与"家国恨"的特殊历史原因,形成了一道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乐府风景线。两宋乐府诗所凸显出来的三大特点,对金、元时期的乐府诗创作,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论南朝宫体诗的抒情审美特征

抒情性是南朝宫体诗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这与魏晋以来重情的文化思潮及齐梁文人对情性说的鼓吹相呼应,同时与南朝乐府民歌言情的特点一脉相承。但是,从情感美学的角度对宫体诗中表现的“情”进行剖析,就会发现它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了宫体诗不能以情动人。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南宋词中的英雄气研究

与北宋词相比,南宋词在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和风格,透露出了一股强烈的英雄气。英雄气在词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对战场激烈厮杀的直接描写,也有抒发上阵杀敌的抱负和壮志,还有激发人民杀敌的呐喊之声。南宋词的英雄气对抗战有现实意义,对豪放词风有发扬作用。南宋词的英雄气主要受社会环境和词人主观情感的变化影响。

杨万里与尤袤交游考论

在南宋诗坛"中兴四大家"中,尤袤留存至今的著述最少,身后之寂寥与生前大名形成较大反差。在当日中兴诗人的交游圈中,尤袤其实是很活跃的一位。尤其是他与杨万里的交游,更具有诗人之交的典范意义。两人在学术上宗儒践道,政治上相互声援,性格志趣亦多投缘。文学上往来唱和,旨趣渐近,诗风大体表现为出江西而返晚唐的趋势。作为诗坛领袖,杨万里对尤袤才华激赏不已。这对于提升尤袤诗歌的地位、加速其流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由于两人诗风的一致性,后人也往往将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