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知情同意条款”的出罪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事先预防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重要体现。在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合理完善的基础上,可将以“移动应用程序”(APP)隐私政策为代表的告知同意条款,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而这种合意与刑法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被害人同意”之间存在实质契合关系。在刑事合规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对隐私政策文本作出调整,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针对可能给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法益带来风险的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告知用户相关行为及伴随的风险并征求用户同意,借此完成从单纯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向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原则的转变,同时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刑事责任。

论“场景理论”不是私密信息判断的合理标准

对于《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规定的私密信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是利用“场景理论”对其进行判断与保护。然而,“场景理论”无论是处于学说中还是司法实践中,均未发展出一般性的方法论以及操作规则,并且囿于其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相融、忽视了个人信息的聚合性特征及易于造成人格法益保护的“真空地带”等多重因素,不宜作为司法实践中识别私密信息的主流标准。应当在“场景理论”尚未取得进一步发展前限缩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实施的背景下,在隐私与个人信息法益的整体性视角下构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互协同的保护机制,实现私密信息的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