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知行观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

习近平知行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内涵,是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彰显。习近平知行观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以学思践悟为基本内容,以问题导向为时代内涵。不断挖掘习近平知行观的科学内涵,探索践行习近平知行观的路径与方法对新时代推动个人道德养成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荣辱观:在理性与利益的天平上——当代未成年人荣辱知行现状

对于青少年荣辱知行现状的调查,应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下设计问卷、解读数据。应调整青少年教育的思路,加强未成年人荣辱观教育,注重在大众化的层面上逐步提高其荣辱知行水平,使社会更加和谐。

杨昌济东西两洋文明“合冶”思想初探

20世纪初,面对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东西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并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的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东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哲学中的"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中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文明"的"合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东西文化兼蓄文化观的形成,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和新的思想起点。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从知、行范畴、知行先后、知行关系、致知方法等方面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知难行易说的主要贡献和局限。分析认为,知难行易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创新价值,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因为受时代限制,知难行易说又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和绝对化倾向。

邵雍的知行观及其与二程的差异——兼论蒙培元先生关于理学知行问题的论述

邵雍的知行观一直是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在关于邵雍本人思想的论述中很少被论及,在专门的知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少被提及。比如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中的知行部分就是一个例子。邵雍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不是很系统,而且主要以诗歌形式出现,这是被人忽略的主要原因。

论孙中山的知行观与陆王心学

以"知难行易"为基本命题的知行观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孙中山的知行观蕴含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不仅涵括了他对知行范畴与知行关系的独特见解,还涵括了其对古代心学思想因素的承续和发挥。陆王心学与佛学和西方自然科学一并构成了近代哲学家思想的主要来源。就孙中山而言,陆王心学虽没有像西方自然科学那样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来源,但在其思想中也占有一席之位。在对知行范畴与知行关系的论证和阐释中,孙中山的思想中暗含了陆九渊"道未有外乎其心者"和王守仁"心外无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功夫"的思想因素,体现了其知行观中的某些观点与陆王心学的思想有些许的关联之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孙中山知行观中的西学思想背景,又要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学背景,既要看出孙中山思想中的西方元素,也要看到孙中山思想中与传统思想的契合维度。

青少年体质教育中校长体育知行观导向性研究

面对学校体育绩效不高、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的事实,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问题。而校长作为学校教育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他们的体育知行观对增强青少年体质,培养具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效应。

“两学一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知行合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知行合一者的时代要求。"两学一做"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党内教育层面上的深化和实践层面上的拓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必须坚持远大理想的"知"与阶段任务"行"的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境界提升与行动自觉的统一。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贺麟“新心学”认识论述略——以“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为中心

贺麟"新心学"认识论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是从知行的概念、"合一"的意义、知行的关系、知行的难易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展开的,包括四个基本命题(或结论)——"知行同是活动"、"知行永远合一"、"知主行从"、"知难行易"。"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与任何一种价值合一观都不冲突、不矛盾,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理论奠定了认识论的学理基础。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四十余年,虽几经挫折和失败,却愈挫愈奋,而最终取得了胜利,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实现了革命理想,达到了革命目的。其所以能如此,在于他以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导。文章从自然观、知行观、历史观诸方面,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作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中国古代大漆家具修复的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古代大漆家具的修复理论是文物恢复文化状态的基础,笔者以古达大漆家具为研究对象,提出三大核心理论内容,即修复观,修复的方法论以及修复方法,工艺观作为古代大漆家具的修复观,其为文物恢复文化状态确立了合理的思想立足点。知行学作为修复的方法论,其以“找寻思想”的方式为修复方法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古法古式与新法古式作为古代大漆家具的修复方法,其以辩证之法突破了“定型式”的修复理念。本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古代大漆家具修复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参照,还可令修复者对文物“文化状态”的“恢复”与文物“完整性”的“复原”有所反思。

王阳明的教育观——“知行合一”的渊源和意义

知行观一向是各个时代的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宋明时代思想家在理学的哲学体系下深谈知识和行为的问题以达成知行思想的高峰。明朝王阳明是其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观是一种修养论,也是一种教育观。所以说,理解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就同时理解了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他的"知行合一教育观"超越了先秦儒家的"知之非难,行之为难"与程朱哲学的"知行为二"的传统,开创了明代心学的"知行为一"的阶段。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教育观"的意义。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船山学说之我见

王夫之思想体系中的一些哲学观点和方法,如以管窥豹﹑以锥测地,不免有些片面肤浅,绠短不可汲深。对能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相契合之处﹑可互相参照发明之处进行了分析论证。

成己—知人—成务:整全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基于又超越纯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范畴,成为破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重构社会工作知识样态的重要切入口。目前社会工作学界虽然意识到实践智慧的重要性,但存在零碎化和“个人化”的实用主义迷思。本文在现象学视域下考察实践智慧的哲学谱系,即实践智慧在哲学上的概念释义(是什么),然后从行动研究的视角来辨析实践智慧应该如何产生(怎么做),最后结合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践,提出从“成己”到“知人”再到“成务”的整全取向的实践智慧知识体系。

王阳明知行观及其意义

知行关系问题自古便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明代儒学家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说,创造性的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将知与行结合起来,在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相发方面均做了论述,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管理学视角下知行难易关系之辨

"知"和"行"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知行难易关系众说纷纭。文中根据现代管理学权变理论和沟通原理,重新解读傅说"知易行难"说、程颐"行难知亦难"说、孙中山"知难行易"说和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说,并提出先贤们各不相同的知行难易学说,是基于沟通对象不同、方向不同、目的不同的主旨思想。

高校校长体育知行观的导向性研究

由于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应试教育的局限,大学阶段成为个体终身体育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终身体育思想的形成有赖于校园体育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而高校校长作为高等教育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在实践中他们的体育知行观对于大学生终身体育思想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效应。

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传统知行观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核心命题,凝结着中华先贤们对“知行为何”“谁来知行”“何以知行”等问题的系统性思考。然而,要使形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知行观要在现代社会继续焕发生机活力,就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此,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对中国传统知行观之范畴、主体、关系等方面内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与建构。他以“实践之知”“社会实践”赋予知与行的基本范畴新语义;以“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建构了知行主体的复合性;确证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处理知行关系的根本遵循。毛泽东的知行观为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