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八思巴字研究文献综述——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检索八思巴字研究相关文献,从发文年份、基金与机构、资源来源和关键词等层面系统分析国内八思巴字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及未来的趋向。结果显示,八思巴字文献的刊布、解读、考释和八思巴字文献语言是一直以来的八思巴字研究热点,而基于八思巴字多种语言文献的综合性研究则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兼论《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性质

《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在《蒙古字韵》中是"八寒"韵的一部分,其韵母标为on,主元音是o,与寒山韵的主元音a形成明显的对立。但从音理上讲,大中原地区不可能出现独立桓欢韵的圆唇主元音,所以《蒙古字韵》中on的实际音值当为un。但从八思巴字的体系来看,o不可能作介音,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不同语言(或文字体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统构型不同,对译时因没有相当的音位,而取相对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后果。

八思巴字零形式a译写汉语时引发的问题与策略及其对藏文今后厘定的参考价值

元代的八思巴字文字源出藏文,元音a的表达都采取了无标记零形式,这就使得含a的复元音韵母在两种文字体系中都难以直接拼合而出,八思巴字在译写汉语时把a所在复元音韵母中的其他元音都用辅音符号来表达,实属对这种文字体系的创造性运用,可以为今后藏文的厘定工作提供参考。

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

丘处机的汉文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之印",见于嵩山崇福宫《蒲察大使索海市诗碑》,证明丘处机开始使用"玄门演道大宗师"称号;元世祖后期至元成宗年间全真掌教张志仙的八思巴字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之印",见于大德五年(1301)河南新安县烂柯山《仙人洞题字碑》,是唯一存世的八思巴字全真教印章。这两通碑都刻立于元成宗时期,是全真教经历焚经之厄后的复苏期。刻石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当地宫观的教派传承史和财产所有权,石上刻全真掌教印,是权威性的象征。

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文一八思巴文对音研究

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存有各种密咒标题汉字的八思巴字标音和密咒梵文的八思巴字音写,其中密咒转写部分是在西夏译本基础上以八思巴字替换了原有的梵文。该本子不仅是记录元代北方汉语的口语资料,而且是目前存世八思巴字音写梵文的最长的纯文献材料。一直以来,八思巴字译写梵文的成篇文献很少,普宁薇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材料。本文将通过八思巴字与梵文的对比,考知其间的音译规律,为八思巴字研究提供资料。

八思巴汉语入声字研究

元代入声在八思巴音译材料中的存在状况勾勒出当时通语入声的大致轮廓,入声尾和入声调均已消失。

八思巴字的性质及其与汉字的关系

八思巴字是元朝国师八思巴遵照元世祖忽必烈的旨意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于1269年正式颁行。八思巴字作为蒙古政权的一种新型文字,不仅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取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而且“译写一切文字”。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八思巴字是要取代汉字的地位的。本文对此从几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这种说法的不准确性。

新发现元代八思巴字碑刻“御赐忠毅公诏书碑”

本文讨论山西临汾市尧庙博物馆最近从民间购得的一元代八思巴字石碑。碑上、下、左侧均已残缺。经研究,碑额确定为“御赐忠毅公诏书碑”,碑主是元代大臣郑鼎。因这是实物资料,可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这对于元朝史尤其对于郑鼎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凸显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是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重要价值,即为研究元代汉语音韵学提供了可资比较的重要资料。

八思巴字汉语译写中的一个特例

本文利用《蒙古字韵》“字母”的资料,以及大量译写中的实例,探讨了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声母的情况。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声母一共用了35个八思巴字母。在构拟过程中,发现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零声母”一共用了四个八思巴字字母。相应的汉语的字母名称是“影、幺、鱼、喻”。同时还发现译写汉语的零声母除了用四个不同的字母外,还有用“字头符”加“连接符”译写零声母的例子。照那斯图教授也发现在八思巴字蒙古语里,有用“字头符”加“连接符”与零声母的符号发生交替的现象。交替的条件是,发生在i、u、e、o等四个元音之前,论证了“字头符”加“连接符”也是一个零声母字符。这也是八思巴字译写中的一个特例。

西藏古代印章文化

西藏古代使用印章的历史非常悠久,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和订立契约文书时都大量使用各种印章,现今存世的各种印章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一些重要的印章还和西藏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西藏印章上镌刻多种文字,印章的材质、镌刻的艺术、保管和使用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种印章文化,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字韵》拾零

《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对于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系统具有特别意义,在标音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与之相媲美。无论对它本身,还是它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的研究,都还需要深入展开,笔者仅就《蒙古字韵》的序言内容、成书年代等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本一稿”的《琵琶记》及其版本成因

晚明陆贻典曾指出,《琵琶记》"刻者无虑百千家",但其版本内容却"几于一本一稿"。现存刊刻于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的各种《琵琶记》文本不仅印证了陆贻典的观点,而且还证明了这些文本的底本多为不同时地舞台演出脚本的整理稿。因为不同的出版商采用不同的舞台演出脚本为底本,这些文本自然在内容上形成了"几于一本一稿"的现象。另外,类似的现象并非《琵琶记》独有,凡是明清时期舞台上的戏曲经典,它们的现存文本也大都呈现"一本一稿"的现象。即使在现当代,同一部舞台或影视艺术作品的文本,只要出版社采用不同出品方的演出脚本为底本,各版本在内容上的"一本一稿"特征同样非常明显。

以文字发展的角度看八思巴文对“训民正音”的影响

通过对世界文字发展的考察,可以探究出八思巴文的产生及其文字学上的特点,进而寻求同是新制文字的"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文字的使用目的、文字拼写方式及结构、文字外观形态等方面的考察可知,以世界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八思巴文对"训民正音"的创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不同于以往学者认为的"训民正音"字母是模仿八恩巴文而创制的一说。

论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关系

针对训民正音的起源,韩国学术界一直坚信发音器官象形说。但是2001年中国学者照那斯图提出了训民正音的辅音与元音的基本字母模仿八思巴文字的主张,此主张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创制、字母体系、字形进行比较后认为,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在创制、字母体系方面存在密切关系,但字形特别是元音字母的字形并不存在相似之处。

八思巴字碑刻齐圣广祐王庙碑碑文考释

八思巴字碑刻“齐圣广祐王庙碑”,经我们研究,其汉文内容就是“元成宗•加封崔府君诏”,而且中国历史上崔府君文化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收7张残片上钤有一方八思巴字元代官印,照那斯图先生暂定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追没所印",我们仔细辨认印文并进一步考察《元史》等历史文献,最终确定该印文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

评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

宋洪民著《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出版,是八思巴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创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首次对现存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而且还按韵重新编排,归纳出了其语音系统,并与《蒙古字韵》作了全面比较,从其高度一致性得出《蒙古字韵》代表元代官方的译音标准。其次,该书系统探讨了八思巴字拼写规则,并运用这些规则来分析《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拼写。再次,该书还从蒙古语与汉语两种语言接触过程中的纠葛来研究某些现象。

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的一种拼写

八思巴字官印中出现了"国guigui"的拼写形式,这与《蒙古字韵》不符,后者作guegue。我们认为,其中的i当为e的形近而讹。

从回鹘式蒙古文献汉语借词读音看《蒙古字韵》的几个标音问题

回鹘式蒙古文中的汉语借词注音与《蒙古字韵》八思巴字标音存在明显区别,我们认为,前者反映的是当时元代大都汉语的实际口语读音,而后者在音类上则多与韵书韵图保持一致,这也就决定了《蒙古字韵》中的有些八思巴字标音不是元代实际语音的反映。

西藏档案馆所藏《八思巴字龙年圣旨》颁发年代考释

八思巴字是元帝师在藏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古文字,在元世祖诏书中称之为“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1995年,《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中公布了7份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其中包括一道称之为《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斡节儿坚赞的圣旨》,也称《八思巴字龙年圣旨》。之后,在国内外学者汇编出版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均沿用了上述名称,并注明颁发时间为1328年。文章通过对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纪年情况的研究,认为该圣旨不属于以传统历法和年号相结合纪年类的元代后期圣旨,而属于元前期采用的单一传统历法纪年的圣旨。结合延祐三年礼部所造“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印”,认为该龙年圣旨系元仁宗于1316年颁发的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