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康德——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伦理学

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为本体论殚精竭虑,表面上看,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只关心对本体论的辩护,而对伦理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海德格尔并非真的把伦理学拒之门外。本文通过探讨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理解与接受,表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中已具有伦理学雏形,并足以延展出存在论伦理学(Ontologische Ethik)的哲学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群体伦理并非独立于个人存在之外而是寓于其中,对群体伦理的思考相对于对个体存在的思考是第二性的,且其伦理学思考是存在论的子集。海德格尔在关于康德的系列演讲中透露出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亲近性,即在自我责任的意义上定义个人存在。部分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强调个人生活忽略人际团结是其掉进唯我论和决定论陷阱的例证,但笔者认为这类观点的误区可以通过引入本真性(Eigentlichkeit)的方法论予以调和回应。

行动中的民族——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的行动哲学及其对比

行动与实践的概念差异及其张力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之间达到了极致,以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为代表,他们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从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关注法国大革命而开始、以促进本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最终目的的行动哲学。从1838年到1848年,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对行动哲学提出不同筹划:前者以反“事后”为口号提出了以行动引导未来的行动哲学;后者以德法的两重革命为对照,以“自由、平等、统一”为原则追求哲学行动的现实化。1848年之后,二者的核心关切和极致差别在于如何认识行动者——谁是救世主,谁在行动中改写命运?从结果看,强调本民族的核心行动者身份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强烈的现实效应:切什考夫斯基就此发展波兰弥赛亚主义,在19世纪波兰民族运动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赫斯则既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他的犹太复国理论在20世纪以色列现代犹太复国运动中得到了实践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