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

从产生外部影响和接受外部影响的主体的不同，外部性有两类典型的定义。从外部性的表现形式看，可以从七个角度进行分类。外部性理论发展经历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庇古的“庇古税”和科斯的“科斯定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被称之为外部性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三块里程碑。张五常和杨小凯认为外部性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也许比外部性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不一定能够彻底否定外部性理论。

农村小额信贷中的外部性效应分析

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分析,解释了农村小额信贷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时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原因,即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小额贷款公司未能享受到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利用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农村信贷行为给予相应补贴、减少其税负和让其获取农村经济增长的收益权。

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与治理研究

通过对土地外部经济的阐述,指出了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并从土地利用规划、征收“庇古税”、界定产权、经济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外部性问题治理对策。

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大力建设节约型社会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致力于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贯彻政府宏观政策的重大措施。通过税收政策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作用及在税制方面所存在问题的详细分析,建议从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其他税种方面进行完善。

排污费与排污税的比较研究

本文介绍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评价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同时进一步比较了排污费和排污税二者之间的异同,研究表明尽管排污费与排污税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但是通过对比两者在设立程序、审批部门、征收主体、征收对象、资金使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执行力度以及是否无偿等方面的特征,可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排污费在征收对象和资金使用方向上更为明确,而排污税则在征收主体和执行力度方面更占有优势,两者各有所长。最后文章针对排污费改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瓶颈难题进行阐述,如排污收费的费率与税率的转化、污染排放与税基的联系、税目确定、征收方式的制定、减免税收政策的制定等,并对现行排污费的自我完善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现行税制次优问题分析

帕累托最优效率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假设基础上的:没有垄断、没有外溢或外部经济效果等。这些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寻求次优条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资源配置中扭曲因素存在的条件下,政府按次优规则课税比按最优规则课税有可能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次优课税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

工业革命发展的同时,无法避免经济的负外部性,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诞生以来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理论基础,而科斯定理表明,无论是补贴还是税收,"命令与控制"的行政机制并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案,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定价机制可以将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替换用于多排放而产生的代价,因此碳排放配额交易对交易双方均有利。本文运用法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解决我国当前碳排放交易权缺位及其碳排放交易机制健全的法律对策,又以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几点思考。

庇古税制的有效性及废弃物处理技术选择

文章建立一个把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古诺竞争的废弃物处理市场镶套在一起的模型对庇古税制是否有效和企业该选择何种废弃物处理技术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禁止性干预的高庇古税将促使企业对废弃物实行自处理;如果废弃物处理技术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还会催生第三方废弃物处理市场的形成。

私家车消费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成长性的汽车销售市场。私家车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和享受,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不容置疑的作用。然而,私家车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城市交通拥堵、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诸多负面问题。本文阐述了外部性的涵义和经济学家治理负外部性的思路,并联系我国实际论述了私家车消费的各种负外部性,在结合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我国私家车消费负外部性的治理对策。

关于Remsey环境模型的研究

通常采用征收庇古税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 ,以弥补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额 ,但是不能与实际的减污效果相联系。本文将征收的环境税用于环保产业以减少污染 ,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推广的 Remsey环境模型 ,并讨论其解的稳定性及在环境政策上的应用。

论传统外部性理论解决环境代际外部性的失效

代际外部性问题主要是人类代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前代对后代、当代对后代的影响。在解决代际外部性上,施害者、受害者和政府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新古典方法几乎就无能为力。产权的界定是在产权主体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产权在代际进行界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通过科斯定理来消除代际的外部性也行不通。

基于外部性的循环经济网络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本文借助经济学中外部性相关理论探讨了循环经济网络的利益平衡机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研究了怎样通过"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两种途径,使循环经济网络中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实现企业间的利益平衡。

关于“生态税”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遵循庇古税(即环境税)对今人现行环境污染的控制→生态税既对今人现行环境污染的控制,又对前人恶化生态进行治理的技术路线,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探讨研究生态税的内容与方法等问题。

最优水污染税的理论分析:基于庇古税

水污染作为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厌恶品,带来市场效率的损失,纠正的方法之一是征收庇古税。按庇古税基本原理,最优水污染税确定的原则为:对每一单位水污染征收的税收等于该单位水污染带来的边际外部成本。然而边际外部成本量化困难,运用现值法和或有估价法来具体量化准庇古税是个可行的选择。

上游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机制研究——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博弈模型,探讨下游市场特性如何影响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下游市场最终产品差异性与上游企业环境税的征收起点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上游企业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而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时,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的关系则取决于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比较小(大)时,最优环境税低(高)于"庇古税"。

外部性、负外部性及其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外部性是社会生活生产中很常见的一种经济现象,由于行为和结果的不一致造成的负外部性更是普遍,负外部性一般的解决办法为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以国内影视剧组破坏环境为例,分析负外部性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提出通过科斯手段、庇古税、法律手段、媒体社会力量等多种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论中国的环境税——税收手段治理环境

环境税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矫正制度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的一个有效工具。环境税的征收从经济角度为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但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税费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本身需要分为近期和远期规划进行实施，同时需要从宏观方面进行配套建设。

经济增长路径中的最优环境政策设计

一国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现实中观察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印证了这一命题。但另一个重要且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是,最优环境政策是否也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到了重要发现,即最优环境政策确实具有阶段性: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侧重价格管理的庇古税是更有效率的政策手段;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跨过EKC的拐点后,侧重数量管理的可交易排污权将成为更有效率的政策手段,并且其比较优势会随着经济继续增长而进一步强化。基于欧盟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应及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并更多地采用可交易排污权这一环境政策手段。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税收法治省思——从平移路径到并行路径

近年来,环境税收法治的结晶集中体现为环境费改税与环境税立法。要评估环境税收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表现,庇古税原理是重要标尺之一。由此观之,由于未能严格秉持庇古税原理进行设计,立法者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竞合"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成本最小的"平移路径",导致环境税成了迷你版环境税,环境税立法也未能与整个税制的"生态化"统筹起来。对此,应全面、正确理解庇古税理论,统筹环境税法与整个税法制度"生态化"两路并进,不仅从征税范围、税率结构、税收优惠、税权配置等方面完善《环境保护税法》,而且同步优化相关税制,以环境税收法治并行路径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征收碳税对山西省煤炭开采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多数学者认可征收碳税能起到比碳交易更强的减排效果,但在我国税收政策优化、企业减税效应初显、实体经济发展亟待提升的大背景下,征收碳税是否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特别是对山西省等主要能源省份的经济影响,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谨慎对待。首先利用庇古税理论计算我国碳税的最优基准税率,然后构建了山西省经济、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九部门CGE模型,利用2012年山西省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编制宏微观社会核算矩阵,模拟分析了碳税以最优基准税率增减10%、20%征收的情况下对山西省各部门的影响,其中重点分析对于煤炭生产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可以降低各部门对高碳能源产品的消耗,对可再生能源及低碳产品的消费产生利好,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转型,促进碳减排。但在各部门之间的影响程度不同,煤炭开采业受到最为严重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政府应在坚定实现碳减排目标、寻求最优碳治理途径的过程中注意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