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富尔达年代记》探析

《富尔达年代记》系一部9世纪东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编年体叙事著述,为探究东法兰克王国始末提供了基础性的史料。虽然西方学界在这部史料文献的研究方面取得非凡成果,然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全面系统地研读、探究此部史料文献,对于中国学界深入、系统地认识加洛林时代乃至整个西欧中世纪早期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

百年来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此外还有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各类著录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书刊,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代汇成编年,以方便研究者查找,偶有按语,略辨是非。

关羽夜读《春秋》的文化渊源与价值构建

关羽夜读《春秋》,并未出现于《三国演义》文本中,而是后人将史书传记中关羽对于《春秋》的爱好,与《三国演义》等作品中灯下读书情节杂糅比推而来的文化形象。因《春秋》对于儒家理想政治文化的承载,关羽夜读《春秋》,无疑昭示出关羽对于王道正统及政治秩序的遵守与自觉践行。同时,关羽夜读《春秋》,亦符合关羽形象逐渐儒化和圣化的趋势,是其固有的历史形象与儒家理想及民间期待互相融合而产生的结果。《春秋》蕴含的秩序、等级、名分及统系意识,强化了关羽既有形象中的忠诚、仁义、守礼等品质特点,使关羽的文化形象成为符合《春秋》大义规定性的典范。由此,关羽成为古典时期标准的臣子形象,其核心是宣示忠义守礼为基调的臣道。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是虚实结合和羽翼信史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界很少对两部小说作比较研究,尤其忽视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这与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通过素材与模仿、史实与虚构、艺术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三国史料,也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作艺术处理,限于"信史"的创作观和历史素材的特点,致使结构松散。

《三国演义》与《春秋》叙事

罗贯中"有志图王",编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图王"的一种方式,虽然《三国演义》"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但却是理想之书,而其中最为理想化的追求,莫过于效法《春秋》叙事,以史演义,"裨益风教"。《三国演义》,以蜀汉正统观叙事,让世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在直书、虚构中寓褒贬,让世人知"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试析陈仁锡《三国志评阅本》

陈仁锡《三国志评阅本》体现了明代后期与保守、空疏史学相背离的两种史学思潮,即针对明代空谈心性,他倡导经世致用,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具体有用的经验,给人们提供借鉴;针对明代学风空疏浮泛,他批评裴松之引神怪小说,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除此之外,陈仁锡还从泛道德化、臧否人物的时风转向形而下的事务关怀,以及注意从文学角度鉴赏《三国志》中的语言。

唐耿良的《三国·群英会》艺术设计手法

著名苏州评话表演艺术家唐耿良以擅说《三国》闻世。在《三国·群英会》中,唐先生运用了评话敷衍小说、增添现代元素、倒叙和穿插等艺术设计手法,增强了书情内容,适应了听众的欣赏心理,受到普遍欢迎。

《三国志》点校本校读劄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是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但在校勘方面仍有可商之处。本文从校改不妥、改而未竟、当改而未改等几方面举例辨析。

高句丽宗教史料探析

文章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记宗教史料为中心,探讨了高句丽的宗教、祭祀状况,旨在揭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宗教史料价值。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

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小说,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评之为"七实三虚",大部分有史实依据。《演义》涵盖了从东汉末豪强混战到西晋灭吴,历时九十多年,各路豪强为占夺地盘,争战不断,全国人口低谷时比东汉末减少60%。以约4400万人生命的代价形成三分局面,说不上正义性属于何方。各方逞勇斗智,奇谋百出,尽显武勇、诡略之极致。富有戏剧性和智慧、人性等教育意味的三国史事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特别是宋元时期,市民文化繁盛,"说三分"是最受欢迎的说书节目,进而加上皮影戏、演唱并发展为杂剧,故事更丰满,人物特色更突出。说书的话本经加工成"评话",现存元代至治年间所刊《全相三国志评话》回目与《演义》大体相符,罗贯中当是以此为基础,根据史书并杂采野史资料进行创作。现知《演义》的早期刊本为1494年本,距罗氏在世已约百年,学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尚存歧见。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三国志·吴志·虞翻传》10行残卷研究

对深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的《三国志·吴志·虞翻传》10行残卷之流传、公布、著录情况进行详细梳理,研究该残卷文字中分属于通假字、虚词和语篇的三处异文,指出其凸显古写本近古存真的价值所在。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